锻造中国经济新格局的两大切入点

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在出口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种出口疲弱的态势，给中国政府平添了许多新的压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的最新支招，则包括“在短期，稳增长是政策优先之选，但在中长期，策略选择应是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在战略转型中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释放经济增长新动力”。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处在一个无可辩驳的环境当中，那就是人口红利消退、产业转移红利趋减。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长期的增长，主要还是得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效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具体而言，针对人口红利消退，政府应当着力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改变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脱节现象。另外一方面，产业转移红利趋减，中国政府必须要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移到技术进步，为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通过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可大大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最重要的一点，章玉贵认为中国经济既要通过积极扩大内需稳增长，更要在结构升级与战略转型中提升竞争力。因为假如美欧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再平衡，并将经济发展轨道暂时切换到制造业和出口导向上来，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势必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因此，在章玉贵的假设当中，全球的经济是一个零和的博弈过程，欧美出口多了，势必挤压中国的出口，为此中国只有不断提升技术实力，才能保证出口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难免要问，这与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现阶段经济模式，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