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进程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何处？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从评论张维迎的新作出发，与市场化的体制改革相勾连来讨论了这一问题。韦森同意张维迎对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的一些基本事实判断，比如中国巨大的人口禀赋，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高，这些都会给中国经济留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但是，与张维迎的乐观不同，韦森进一步追问，上述的这些“增长可能空间”，在文革后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不也存在吗？实际上，技术和资源禀赋及其增长的空间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如果要兑现这些增长的“可能性”，则必须依赖于一种能够孕生并容纳一个靠内需所推动的快速经济增长的合宜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家一直在呼吁、关于“中国需要依靠外贸高速增长所拉动的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一种以靠国内需求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论断，实际上是一个化约主义的“问题误置”，把经济未来持久和可持续增长问题化约为一个政策选择和政府发展决策导向的问题。在此，韦森明显遵循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比如，克兹涅尔和哈耶克都主张，市场在保障自由和解放创造力方面能发挥最好的作用，并且，为保护自由市场的运行，必须建立相应的体制。从这一理路出发，韦森指出了目前中国一些反市场化的政府操作和政策导向的实践，比如政府财税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十多年来不断攀高、政府掌握资源增多，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靠投资来推动GDP的增长，且在全社会投资中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比例越来越高，国有部门增长越来越快等。在此基础上，韦森提出了“民主与法治对于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乃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乃是】必要条件”的重要论断。他认为，预算民主、限制政府的权力是保障良序法治和民主政治下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条件。而且，进行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改革，对于中国而言，已经刻不容缓，比如目前中国全社会投资动力的衰减，原因在于“企业家出于对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和对自己财产不安全的担忧所导致的扩大自己工商企业的动力在衰退”，许多民营企业家们不再去发展实业，去增加自己企业新生产能力和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也不去“炒房地产”和“炒股”，而是把自己的资产“变现化”，并设法移居国外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已经充分说明了“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使全社会有一个安全感、使企业家有一个光明和稳定的预期”的重要性。借助南方人“草鞋无样、越打越像”的俗语，韦森认为法治民主建设，也可能像打草鞋一样，开始只大致知道需要“打草鞋”，至于“草鞋”的最终样子，则打着打着就出来了，是一个实践上不断摸索、试错和改进的产品，最后会形成一个“中国式的民主政制模式”。韦森的 “草鞋理论”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着眼点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