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深 社会稳

中国的改革究竟应该忘何处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遵循邓小平的思路，认为中国采取的是一种“三步走”的改革策略，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而且，在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比如，如果经济改革为主，则政治改革为辅，反之亦然。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进行社会改革，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是偿还先前主体性经济改革所遗留下来的诸多“历史债务”，诸如社会、就业、劳工、环境等问题；第二是通过社会改革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即加强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设和投入，提高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民生福利，减少社会分化，使得社会更为平等，从而拉动国内消费，成为一个消费型的社会；第三则是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即进行国家制度建设，扩大中产阶级，保护社会利益，培育社会力量，引导社会力量来制约政治力量，唯有如此，才能建立比较好的民主制度。而且，社会制度的建立，这比简单的维稳要好得多，只有社会得到保护，才能达致和谐和稳定的目标。 从葛兰西的角度出发，郑永年还讨论了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强化其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领导作用，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代表其他各个社会群体、阶层、阶级的利益。只有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政党，才能超越党派自身的利益以及既得利益。郑永年“三分法”的讨论方式，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国改革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切入点。——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