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为拯救经济而斗争（一）

        北京：全球金融危机已历时六个月，它给金融世界带来了很多伤害。本周它更是击溃了第一个政府——冰岛政府，因为冰岛政府已无力应对这场危机。在中国，政府在致力于应对国内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数百万人失业以及政府面临来自国外的刺激国内需求的压力；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引发了一种新的民众行动。报纸版面和网络博客中充斥着关于帮助受影响者以及经济改革之最佳政策的激烈讨论，而这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来临。不管哪种方式能成功地刺激中国经济并回应世界对中国不断增长之贸易顺差所持的异议，国人以主人公姿态对待国家政策的做法，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助益的。

       （图片下方文字 惆怅的归途：一千多万中国农民工在出口企业中失业后返还家乡，而政府则在考虑如何让他们消费）

        全世界都在抱怨贸易失衡引发的危险，并认为中国需要增加其国内消费，对此，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由于《财经》（一个双周经济刊物）以及其他报纸和博客中的热烈讨论，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已开始倡导发行消费券的想法。

        这种争论强化了中国消费者中一种新兴的、但却强大的趋势，即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对待公共财政。这里的问题不是中国政府是否应当或愿意给大家发放几百元消费券，而毋宁是中国消费者对政策回应方案更具批判力了。

        分析人士期望中国——与其他大部分经济体不同——能更好地应对这场全球同步的经济衰退，因为中国拥有巨额储备并且其金融系统也相对封闭——也就是说，期望中国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时开启中国的私人需求。但中国人意识到了他们的社会保障系统很糟糕，于是决定继续储蓄，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困境。

        中国政府也使用了一些常规手段，如大幅减少利息率和巨额财政刺激计划——从2009年到2010年总额为5880亿美元。但当下正在进行的财政刺激计划也有缺点。资金密集型项目不可能创造很多就业，而且政府出资的投资也会迫使国有银行承担很多不良贷款。

        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执行了类似的消费券方案。《财经》等媒体赞同中国发放限时消费券的做法。经济学家推测，大陆普通民众远不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民众富有，因此他们对基本的必需品有更大的需求，并且会在消费方面支出更多。该理论表明，消费券能让中国的资金发挥更大效果。

        分析人士还认为消费券优于减税，因为它鼓励支出而不是储蓄。

        就在《财经》杂志发起这场讨论之时，四川省成都市政府给38万低收入者每人发放了100元（15美元）消费券，这只是一个小措施，但它反映了公众的这样一个共识，即应该给贫困者发放更多的补贴。此后，一些主要城市的政府也发放了定期消费券。杭州很快重复了成都的做法。其他城市则有一些创新性举措。春节期间，江苏省南京市为那些计划在新年前六个月到选定景点旅游的市民发放了100元旅游券。

        由于地方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量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相互竞争，所以各种消费券可能会很快遍及全国。

        派发消费券的目的是恢复消费者的信心。这解释了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认为“信心比黄金更珍贵”。但近几个月中国实行的很多与购车和购房相联系的补贴还没有见效并引起了罕见的批评和抵制，因为人们担心有更多的失业。《上海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王勇认为，“政府官员以爱国的名义要求公众（大多是平民）购买某一特定产品，乃是非常荒唐的”。

        即便那些赞成发放消费券的人也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理想情形是，消费券应该发放给低收入者和储蓄较少易受经济困境影响者。但为发放几百元消费券而创制一种社会公平的标准却是一项费力的工作，而潜在的行政成本、职权滥用或腐败也不容忽视。

        接下来的几个月可能会证明消费券并不是中国刺激国内需求的法宝。首先，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对长江珠三角地区（中国的出口重地）打击沉重。根据《财经》杂志的调查报告，今年年初，1000多万外出务工者不得不返乡。消费券没有覆盖中国的农村地区。中国政府将创造就业机会作为一个优先考虑，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中国农民在工厂务工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40％。

        由于社会保障系统缺失，中国消费者捂紧了口袋，因此，政府想靠消费券来缓解人们对受教育及再教育，以及对老年医疗及收入保障的深切忧虑，这是不现实的。

        大多数消费者对消费券心存疑虑，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这类消费券的发放间接地以下述假定为基础，即消费者也可以期望获得减税或其他救济。但自全球信贷危机以来，中国政府没有表现出多少为企业或个人减税的迹象。多数消费者不禁会将所有消费券视为一种短期利益，他们还要用将来的税款作出偿付，如此，无安全感的消费者的一个自然反映就是增加储蓄。

        与消费者对消费券的反映不冷不热相伴随的却是对消费券方案的目的、适当性及监管的热烈争论。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正更多地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塑造国家的经济政策。

        消费券的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是，人们对经济刺激的关注从新闻标题中频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财政收入转向了消费者的需求问题。这场争论触及了分配的透明度，彰显了消费者在更大程度上理解政府制定之计划的欲求，并更加强调了社会福利事业而非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在2009年到2010年间，交通运输和电网改造方面的支出占据了中国引人注目的5850亿美元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45％；而医疗和住房仅占8％。

        事实是，中国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减轻城市贫民及失去工作的务工人员的痛苦。中国政府面临的挑战还是确保高品质的增长，而这只能通过更有效率地分配国家储蓄来实现。中国基层改革的大门敞开着——请记住，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是由安徽省18户农民暗地里使其土地“私有化”的决定引发的，而当时安徽省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政府对这种“非法”行为的最终认可解散了公社并触发了经济改革。

        关于消费券的讨论激发了基层对待公共财政的主人翁态度，尤其在地方层面更是如此。政府面临的挑战是提出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将行政成本及公众对经济增长之目的的担忧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自下而上的变革通常更为持久。中国政府在制定刺激需求的措施时，普通大众的智慧以及他们对经济政策的反应比善意的国外人士提出的专家建议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