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的戈耳迪之结(Gordian Knot)
加沙的戈耳迪之结(Gordian Knot)
华盛顿:加沙地带今年整个一月都战火纷飞,而这彻底摧毁了奥斯陆和平进程(Oslo peace process)所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它曾经将这场冲突的级别从大规模区域战争降为以色列与其邻国的一系列双边争执。
在加沙的废墟中所能够看到的新局势就是一个戈耳迪之结,它把地方的和区域性的势力同诸如美国那样的外来势力交织在了一起。虽然奥巴马政府正在寻求恢复和谈 的努力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若要斩断这个结,就必须进行全面考虑,既要顾及到泛阿拉伯世界,也不能忽视活跃于巴勒斯坦的区域性利益。
加沙战争使我们看到如今的阿以冲突(the Arab-Israeli conflict)正在越来越受制于加沙地带以外的遥远势力,使我们看到一些野心勃勃的地区强权再次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一个可用以争夺全区域支配地位的平台。
这些野心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伊朗。在2007年6月哈马斯以武力强占了加沙地带之后,伊朗因萨达姆•侯赛因和塔利班的倒台以及美国深陷伊拉克而使其信心倍 增,并借机扩大它在阿以冲突中的影响。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停止支持哈马斯以后,伊朗成了其最大的现金、武器和训练的提供者。
随着伊朗在加沙、黎巴嫩和其他地区显示自己的实力,它促成了一个由一些在本质上有修正现状取向的中东势力组成的同盟。这些势力既不喜欢该地区当前的势力均 衡,也不喜欢当下的外来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相反,他们提出了一套通过抵制实现救赎的构想,承诺给予阿拉伯人以正义和尊严。数十载以来,一再被西方和 以色列战败,又受到自己政府的侮辱和忽视,使这些阿拉伯人惨遭蒙羞。这种修正主义者既包括伊朗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也包括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非国 家势力。
与这些修正现状者相对的是一个由原来的势力组成的松散的联盟。他们得益于当前的区域性势力均衡并试图维续之。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这个由原来的势力组成的联 盟不同于自1948年以来的任何一个联盟,它包括了所有主要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美国。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和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等,都是美国的密切的同盟者。对于这些阿拉伯领导人而言,以伊朗为首的修正现状者所造成的挑战对国内和区域稳定都造成了严 重威胁。然而,这些领导人同他们的人民意见并不一致,在其国内他们的支持度要低于哈桑•纳斯拉拉赫(Hassan Nasrallah)和马哈茂德•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
原先的这些阿拉伯势力备受指责,罪名包括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同以色列进行不可告人的交易并且无视或压制他们自己人民的请求。谴责之声既来自其境外的修正 现状者,也来自埃及、约旦以及其他原先联盟内的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伊斯兰教反对派。怒火填膺的公众现在听到了来自境外的对于他们长期冤屈的强烈共鸣,而他们 也通过赞同这些修正现状者的要求对此做出回应。该地区的这一势力均衡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初次露面,而在这场争夺影响力的区域性战争中加沙战争只是 一场规模较小的冲突。因此,归属于沙特的《Al-Arabiyya年刊》极力强调哈马斯在故意激怒以色列这件事情上的战略错误,而黎巴嫩真主党 (Hezbollah)的纳斯拉拉赫则嘲笑埃及不顾水深火热中的平民关闭了自己在加沙的边境线,并且呼吁埃及人推翻他们的总统。
以伊朗为首的修正现状集团的出现和阿拉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双重压力,为正在努力稳定伊拉克并遏制伊朗的美国新政府提出了一个挑战。美国的这些目标需要 阿拉伯的合作,但是,当它们的公众听命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激进言论并将美国在该地区的深度介入视为有害且不合法时,阿拉伯各国政府则很难参与合作。
就今天的中东局势而言,人们已无法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去区分阿拉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国内问题和长期困扰着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的区域性安全问题。
在这样的一种局势中,美阿合作(US-Arab cooperation)无以维续。因为在这种局势中,不受民众欢迎的对美政策使得阿拉伯合作方名誉扫地,而美国对这些国家不受民众欢迎的国内政策也负有 责任。这两方面都强化了该地区的修正现状者所提出的各种观点。
就改善公共关系而言,奥巴马政府旨在恢复阿以调停的紧急举措可能有助于修复美国一落千丈的声誉。然而,奥巴马的迅速行动,并不是为了改善其外交,而是因为 和平进程对遏制修正现状者(尤其是伊朗)变巴勒斯坦为一个区域性火药桶的企图有着关键作用。积极可行的中东和平进程会在修正现状者联盟的成员之间制造出紧 张局势和分歧,而这会削弱它们对该地区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的冲击。那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产生一个右翼政府而巴勒斯坦依旧处于分裂状态的情况下,奥巴马 仍将继续他的和谈计划以及同叙利亚的对话。
但是,为了在中东取得成功,奥巴马必须做的事情就不仅是调停阿以冲突,他还必须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向该地区的人民解释美国在那里的目的并非出于自身的狭 隘利益。要反击修正现状者的抵制意识形态,就必须有一种针对未来的积极的备选构想。在这个构想中,自制、容忍及和平可以比“抵制”和暴力提供更多的益处和 机会。
这表明既有必要促使巴勒斯坦成为独立国家,也有必要给予生活在巴勒斯坦之外的处于多数派的众多阿拉伯人决定他们自己未来的机会。奥巴马若要真正能够为美国 在中东的新角色提出一个构想,他就必须思考并开始处理该地区失败的统治——腐败而冷酷的统治使2500万阿拉伯人天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他们无法渴望为 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生活和为子女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使他们只得倾听修正现状者的靡靡之音。阿拉伯领导人敏锐地感受到了来自他们自身社会中的伊斯兰教主义 者和境外修正现状者的双重威胁。他们知道这两股力量都在利用国家的失败和缺陷。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下,美国应当努力说服一些阿拉伯领导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 性,而这种努力肯定会引起共鸣——如果这种努力是一个更宽泛的地区议事日程的一部分并且再加上一些适当的激励措施的话。
加沙危机及其所显露出来的地缘政治波动,将该地区势力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了这个要点上,即有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来解决诸如巴以冲突之类的冲突。由于美国欣然 支持这一趋势,奥巴马总统必定也会帮助阿拉伯领导人认识到,免受这场愈演愈烈的地区骚乱影响的最佳方法就是提高国民的自由度并给予其更多机会,加重阿拉伯 领导人的真正责任并由此修复公民与国家间千疮百孔的社会契约。为了取得成功,奥巴马必须认清当今中东的国内政治与区域政治间的一体性关系,还必须提出一套 可以将它们一体化的政策构想——也就是一套为该地区所有阿拉伯公民谋求和平、繁荣和进步的构想。
塔玛拉•科夫曼•惠斯(Tamara Cofman Wittes),布鲁金斯研究院萨本中东政策研究中心(Saban Center at Brookings)的资深研究人员,著有“自由的迂回征途:美国在阿拉伯民主体制构建中的角色(Freedom’s Unsteady March: America’s Role in Building Arab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