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限制-第一部分
增长的限制-第一部分
哥本哈根:整个世界正在遭受着“双侧肺炎”——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而这二者都极有可能演变成为危害更多民众的灾难。我们不可能通过每次只治疗一个肺脏而将双侧肺炎治愈。
全球的经济危机并不能构成合理的理由来拖延人们就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行动。世界各国必须将目光投放到一个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进行商讨的全球协议 上,而该会议将于2009年11月在哥本哈根举行,同时,世界各国还必须致力于研究人类应当如何使治理系统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生命的多样性相协调。
这两个系统——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在不断地寻求均衡、平衡和生存能力。推动价值创造系统超出它们自己的能力超负荷地运行以维持和修正它们自己的做法乃 是具有灾难性的,这正如我们可以从可怕的金融危机中看到的种种表现一样。推动自然生态系统超负荷地运行并超越其协调和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则是更加危险和莽 撞的,因为不同于金融系统,政府不能控制或命令自然的行为。同时,大量生产出来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排向大气的温室气体使得全球变暖,并扰乱了自然生态系统, 而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很快就会达到70亿,而在我们孩子生活的年代将达到90亿)也正在加重自然生态系统的负担。
现有的治理系统所集中关注的只是地区和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整个世界的利益。我们把自己所从属的某一个部分——或是一个民族,一个公司,或一个政党,一次运 动——视为“安全的港湾”。对于这一部分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从整个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发言、行事或思考都是不允许的。领导者们都同意整个世界是很重要 的,但却总是把自已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
这一点在气候政策和对民众的治理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土地自身正处于一种得不到休养生息、野蛮和不断升级的开发或使用当中。然而,没有人站出来代表公众说话。整个世界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一系列严格执行的强硬法律和措施的保护。
很多年来,一家名为Tällberg的基金会组织一直在提倡必须用系统的解决方法来解决系统的问题,并一直在敦促签订一份以强治理原则即实施纪律为基础的全球协定。
但是,我们的治理系统却是建立在独立原则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而相互依赖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政治和环境上的现实情况。现有的这种可悲的治理方式乃是与当下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利益相关者愿意在他们的短期相对竞争力方面退让半分。
如果我们继续沿用现有的治理系统,那么争夺资源的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哥本哈根协定应当具有愿景和勇气去指出,根据国家领土边界对自然资源所做的不稳固的 分配,将导致各种冲突的发生。各国宪法应当包括这样的规定,即把针对发展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当作更加宽泛的自然和经济价值创造的系统中不可分割和相互依赖 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现在我们对主权和国家独立这两个概念的应用已经过时了。我们必须从宪法上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全球边界条件进行定义。我们应当致力于使世界各国都采用 一个共同的宪法序言,该序言将宣布我们是更宽泛的自然、经济和安全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各国的公民应当准备好接受一个更广泛的身份,即一个更宽泛 的“我们”。
这样的全球管理系统的一些组成部分早已存在了——联合国和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塞尔协议、欧盟和国际会议的东道主,以及有关全球标准的各种协议。 但是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管理系统,像电话通讯服务、邮政服务、航空运输、核安全和诸如八国集团这样的非正式机制、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预示着人们把 自己视为更广泛系统即全球整体当中一部分的这种全新意识的出现的全球运动,等等。
由于不存在追求全球整体利益的力量,所以民族的贪婪心和自我中心主义就统治了我们并必可避免地把我们拖入战争之中,以确使自然的尺度倾向于“我们”。无论是确保自然系统的健康,还是合理地配置自然资源,都必须有一个全球管理系统。
这将有助于使下述协议和政策合法化,而这些协议和政策要求所有人的参与能够同每个人的福利和整个地球的福利(即在资产和环境正义两个方面)相一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京都议定书》本身都是治理上的创新举措。但是,《京都议定书》却必须被视为是一次惨败,而不只是一次失败。二氧化碳的全球排放量不仅没有按照它的要求被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反而却比签订议定书时增加了35%。
我不甚相信我们能在哥本哈根为将来的一切都达成一项坚固的协议。我更不相信这样的协议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除非这样的协议包含了以下几点考虑因素:
• 一个理解自然和现有问题复杂性的系统,
• 一个对全球边界所做的量化定义,
• 一整套道德律令,
•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以及对用来实施协议条款所必需的力量进行的定义和分配。
国家的行为必须服从通用的法律、原则和执行机制。哥本哈根的一系列谈判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即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商业利益集团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以及南北方之间相互冲突的立场得到和解的一种努力。
达成这种重要意义的协议将使全世界超越1645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所规定的治理原则,而后者则标志着主权国家原则的诞生。它也必定超越1944年 在布雷顿森林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所制定的原则,而布雷顿森林会议为现在多边主义的机构奠定了基础: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尽管它 们为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们现在却已经不再具有处理当今世界之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了,因为当今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上述那 些机构缔造者的想象了。
第一步就是象罗斯福、丘吉尔和凯恩斯那样修正我们的思想方式。重新思考我们同这个星球和自然的关系,进而重新思考我们同经济政策、技术、知识和治理/安全 的关系——以及同我们自己的关系。世界各国肯定会赞同,为了服务于每个人合法的安全和福利利益,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政治架构以在这些更广泛的系统里(我们 是其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整我们的合法利益。否则,环境危机将会继续推进经济上的失败和国家的灭亡。
哥本哈根进程能够做出的最直接的决策就是决定每吨征收100欧元的全球烟尘排放税,而这笔税收收入将会达到8500亿欧元。这笔钱应当用来替换那些以碳为燃料的发电厂,并帮助那些严重受到海平面上升、洪水、荒漠化和森林采伐威胁的人们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在一个人的财富和资源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生存,乃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为了未来子孙后代的幸福和生存,而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和孙子的幸福和生存而留下必要 的财富,乃是任何一代人的道德律令。治愈全球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这两个双侧肺炎将是我们履行对子孙后代这项责任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博•埃克曼是Tällberg基金会的创始人。在2009年,Tällberg论坛将会努力形成一个具体的愿景,即防止地球系统僵化的愿景,同时还会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回应,即在地球上,我们究竟可以如何共同生存并生活在全球边界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