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为拯救经济而斗争（二）

华盛顿：当美国注资拯救银行而中国鞋厂关门之际，两国政府是否应当为汇率感到担忧呢？

        该问题因美国新任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而起，他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暗示说中国在“操纵”其币值。中国随后予以回击，而金融机构也齐声回应并对两国潜在的贸易冲突惊慌不已。但 对盖特纳全部评论的解读将会驱散人们对双方之间就汇率问题而出现贸易战的担忧：美国所寻求的乃是使两个经济体都不致衰败的协同进路。

         盖特纳认为，中国汇率是双方政府需要应对的一个问题，但它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在谈到中国操纵其币值时，他认为：“我们期望与中国政府就很多短期和长期问题 展开富有成效的经济对话。人民币当然是这一讨论中的重要部分，但考虑到这场危机，需要将当前的注意力放在稳定中国及美国的国内需求等更为广泛的问题 上。……由于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很大份额，所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减速将会使世界经济增长（及对美国出口的需求）出现实质性下滑，并会耽搁经济复苏以摆脱 危机。因此，我们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说服中国通过一个更为积极的经济刺激计划，一如我们正尽力在我国通过一个类似的一揽子计划那样。”

        上述讨论的背景是恰当的。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世界需要更为均衡的增长。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其中

的一部分。但当前最为直接的难题是不断加速的经济衰退，而中美之间的对抗很容易使其恶化。同时，货币外交的直接原因——由币值偏差引起的失衡——至 少从目前来看正在消失，因为美国的进口和赤字都出现了缩水。因此，尽管两国都需要应对各自疾病的诱因，但它们却可以等到这两个病人感觉好些之后再处理它 们。

        旁观者可能会问，汇率究竟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从根本上讲，汇率是缓和全球增长及贸易量骤变的方法之一。高币值会使出口货物价格昂贵，使进口货物价格低廉，当出现通货膨胀威胁时，它会使增长放慢。通过 降低出口货物价格，低币值会帮助相关国家避开经济萧条。大部分大型经济体的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其币值以这种方式上下起伏，它们以每天3 万亿美元的额度相互交易。人民币是个例外，它被政府政策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这在本质上并非不可行。但如果币值的设定不随经济状况而变化，它会导致较大的盈余、赤字和风险。这是当前危机的一个来源。

        在其离任之际，盖特纳的前任，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指出，国际贸易失衡是这场危机的诱因之一。他的意思是，美国借贷和花费太多，而亚洲——尤其是中国——储蓄太多而花费太少。

        这不是一个新现象。美国人购物很多而储蓄较少，依靠房产的价值来积累财富。在正常时期，他们把国内生产总值的5%至6％用于储蓄，相较而言，亚洲人用于储 蓄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20％至40％，并且他们在商场购物的时间也更少。其结果就是失衡，美国人购买了全球较多的商品，而亚洲人销售的产品比购买的 多。

        这些习惯有较深的根基：美国对亚洲的赤字不仅是自20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现象，而且还贯穿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但与之前相比，近十年的失衡规 模更大、速度更快。通过平稳的减税和较低的利率，美国政府的政策把美国储蓄率降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这是1934年至今记录在案的最低值。同时，中国 的高储蓄和低消费助长了高得反常的资金积聚和稳步增长的贸易顺差。到2006年，美国保持的经常帐户赤字（支出性及收入性贸易额、投资所得、慈善性捐助及 对外援助的收支差额）几乎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也是一个空前的记录，它几乎是2001年赤字的两倍。而中国的顺差从2003年收支大致平衡升 至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10％的盈余，而美国加工业贸易逆差也相应增加。1994年到2005年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8.28：1，该固定汇率 表明货币没有对这些正在变化的情形作出反应。

        因此，盖特纳认为人民币汇率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正确的。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2004年至2007年高增长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大学中的经济学家们针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及美国对低储蓄和减税问题就以一种礼貌的方式提出了抗议。任何能够为此做点什么的人都贡献甚微，因为失衡问题的解决 是痛苦的。美国人将不得不增加储蓄、减少购物并朴素地生活。中国人将需要减少出口，增加国内销售，将就业人口从明显可靠的出口企业向带来经济繁荣的新企业 转移并扩大内需。2005年后，中国货币确实升值了，而美国的收支失衡也确实在减少，但其幅度都不大，而中国的顺差还在增长。

        没有人能够真正对此作出预测，不断增加的失衡会在某点上变成一种风险。两个国家都在见证其后果——美国银行战战兢兢，中国沿海地区工厂倒闭，而两国的失业都在上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需要将经济复苏置于一个比2003年至2006年的基础更为牢固的基础之上。这要求中国的货币更为灵活，能够缓和任何重现的经济繁荣，并要求美国有更好的规制和更多的储蓄。

        但正如盖特纳所指出的，把握时机至关重要。目前，失衡还不是世界的大问题。随着需求的锐减，市场会强行降低失衡。随着失业的增加，美国家庭已不再每周六都 去商场购买衣物和电视机。进口也随之急降，从7月份的2290亿美元降至11月份的1830亿美元；而此期间自中国的进口从330亿美元降至280亿美 元。这是二战后美国进口下降最快的速度。随着进口的下降，美国的贸易逆差也缩小了，从2008年初的年计7200亿美元降至年末的年计5300亿美元。在 大洋对岸，随着出口订单锐减，中国沿海工业区的务工人员返乡回家。中国的顺差可能也会相应下降。

        当前，需求的骤降是各政府需要面对的巨大灾难。不断增加的进口和失衡可能会重现，但它们不是当前的难题。在这些问题上彼此对抗实际上对应付当前的灾难几乎毫无助益，而只会使情况更糟。

       因此，正如盖特纳所指出的，货币问题不应是我们的最紧迫的关注对象。相反，美中两国政府需要合作，需要协调其经济刺激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支持需求。

        但当增长恢复后，两国必须设法实现均衡增长。是的，当老百姓为工作和经济增长担忧时，两国政府却应当考虑外汇市场。但它们应该在恰当的时候行动。从整个上 下文来看，盖特纳关于两国货币的评论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正在沿着这些路线思考。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这些路线表明了这样一种意图，即首先恢复经济健康，然 后将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繁荣置于一个比头一个十年更为强大的基础之上——这绝不是一个糟糕的目标。（韦洪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