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在首个任期已经过去的四个月中，奥巴马政府看来已经成了奉行国际主义、中间偏左政府的模
范。它把贸易保护主义视为对其从今年经济危机中复苏的一个威胁，因而奉行反贸易保护主 义的强硬路线，扩大国家对因贸易竞争而下岗的工人的扶持，并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新的资金。这些都已成为奥巴马政府全球经济政策的开局措施，同时它 还在沿着这个起点继续前进，寻找各种途径鼓励依靠新开发的环保技术为长期增长提供新的基础，推动与巴拿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也许进而还会与韩国、哥伦比亚 和WTO实施更为庞大的贸易计划。
同时，美国对贸易的舆情也逐渐明朗。随着美国陷入由楼市和金融服务业所引发的危机之 中，随着进口和贸易赤字持续和快速下降，民调显示美国人对贸易政策的支持在经历了2006和2007年的低潮之后又回到了长期的平均水平——尽管并不十分 乐观，但整体上还算积极。《纽约时报》最新的民意测验也显示，大多数人（比例为60-37）认为美国需要与外国政府进行经济合作来解决这场危机。
因此，奥巴马政府现在强调的是协调刺激方案、开放市场和改善金融监管体制等措施，而不是与中国对抗，或急切地推动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但是，争论更可能只是暂时搁置，而未真正得到解决。在过去两周中，奥巴马政府的国际主义就遭遇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击。
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是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他长期以来一直对自由贸易协定持批评态度。他最近提交了一项法案，要求在对所有旧贸易协定进行修订期间禁止就任 何新的协议展开谈判。“如果奥巴马总统真的不打算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审核，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让这个失败的体系成为未来贸易协定的基础。”
一群自称“贸易工作组”的准“民粹主义者”众议员民主党人正不遗余力地抨击美国与巴拿马达成的协
议。该工作组的领导人，一位缅因州的众议员，把该协议称为“布什时代的产物”（但却对协议在修订后加入了工会和环境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在追求的劳动和环境保护条款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并称总统推行这一协定的计划“绝对令人生气，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另外，一个代表钢铁和纺织行业利益并被称为“公平货币联盟”（Fair Currency Coalition）的产业/劳动团体也宣布将推出一项新的草案，以迫使奥巴马政府利用关税来威胁中国，迫使其改变货币汇率。他们与密歇根参议员德比·斯 塔比诺（Debbie Stabenow）、肯塔基州经济民族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邦宁（Jim Bunning）以及两党共计四十名众议员联手，来推动这项草案。
这一大堆突然冒出来的草案，与其说是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与日本发生争端之后所开始的 新一轮真正严重的贸易争论，不如说是一场示威。在2009年，由于美国政府正竭力应对这场金融危机，而且公众也希望美国与外国建立合作关系，所以通过这些 草案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它们似乎也不可能成功地阻止美国与巴拿马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反对的声音却不仅首次质疑了奥巴马为民主党制定政策的能力，而且也凸显 出，与政府早先的贸易战略相比，本届政府在新的“绿色行业”中重新为美国增长和就业奠定基础的长期愿景要更为重要。
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在2004-2007年间大幅下滑之后于今年出现反弹。这反过来 也正好在时间上与增长期相契合——只是这种增长似乎并未惠及众多的工人。低利率增加了股市投资者的数量，增加了房产的价值并扩大了GDP的规模，因此家庭 收入得到了迅速增加。虽然房屋业主和消费者在一段时间内过得相当不错——回过头来看，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实在是好过头了——但是这个十年对工人来说，特别是 对求职者而言，却是十分糟糕的十年。
新千年的头个十年，在就业方面表现出了自反常的1930年代以来最缓慢的增长。与60年代的1700万、
70年代的1900万、80年代的1900万以及90年代的2100万相比，自 2000年以来，美国净增加的工作岗位数量只有170万。工厂就业的情况尤为糟糕。的确，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工厂就业都面临衰退，而且工厂 就业占美国劳动力的比例也一直在下降。但是，近十年遇到的情况却不是衰退，而是剧烈的滑坡。工厂就业岗位从2000年的1700万个在今年减少到了 1200万个，在总量上创造了1940年代之后的新低。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而且人们也会去为不幸找一个替罪羊。其中最似 是而非的观点认为，正是产业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开展大规模的合理化运动才导致了这种局面。但是，当试图逆转这种局面的尝试都已失败而且大多数人还对技术 情有独钟时，人们对技术这个恶棍也就无可奈何了。相反，对这十年所发生的日益加重的不幸，在共和党看来主要是由移民所导致的，而在民主党看来则是由贸易竞 争问题引发的。去年，总统选举的初选就是两党态度的聚焦，其中共和党人内部对是否应严厉对待移民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而民主党人内部则对《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问题争吵不休。
实际上，试图通过解决上述问题来解决就业困境的努力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布什政府 2002和2003年在征收钢材关税上所做的试验就收效甚微。而在2006和2008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的配额制也是一败涂地。同样，在美国墨西哥部分边境 修筑防护墙也未取得什么效果。不过，虽然这些政策的前景可能并不乐观，但它们却是真正的预警信号，也自然会在政治制度中有所反映。
现在看来，这些情绪都已淡化了，在更大的金融危机的威胁下已销声匿迹，而且只是在那些对自由贸易
始终表示怀疑并不时提交法案的政客中才有些动静。对于广大公众而言，制定对抗性贸易政 策的风险显然要比去年大很多，因此支持与国外政府建立更多合作关系的呼声可谓是空前高涨。但不管怎么说，日益增加的贸易赤字和非法移民人数在今年都出现了 逆转的趋向。实际上，随着消费者们在商场和车行门口裹足不前，今年的贸易逆差已经降到了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有的水平。从整体上看，它将从2008 年的7,000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3,000亿美元。
但是，当经济开始复苏（如果它会复苏的话），压力有可能会卷土重来——除非工人们和各个家庭都对就业前景有更大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去年夏天，也就是危机开始数周之前停止的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又会抬头。
这同时也告诉我们，尽管奥巴马政府早先的贸易政策会让国际主义者欢欣鼓舞，真正的出路很可能有赖
于奥巴马政府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寻找新的国内基础所具备的愿景。如果情况正如奥巴马所希 望的那样，投资者不再把钱投到房地产和金融市场，而是更多地投入研究、环境创新和清洁能源等领域，那我们会再次看到企业大量招人的场面。如果是这样，那么 在危机发生之前那些年中人们对贸易和移民问题的烦恼将永远一扫而光。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们还会对我们纠缠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