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自由贸易感到不安

         华盛顿：一般而言，自由贸易事业在当下世界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人们能够收集到支持自由贸易的引人注目的理论论证，但它在美国已日益不受欢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当然还有在拉美，它甚至更是风光不再了。

       问题的部分答案很可能不在于自由贸易这一观念本身，而在于全世界范围内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方式，它往往与伪善、牵连犯罪、民主赤字及对不平等的无视相关联。并且，我必须提醒读者，本人赞成贸易自由化，并且完全理解自由贸易能够帮助我们获得什么利益。

      发展中国家对自由贸易的不满，至少出于下述四个主要理由：

       第一，人们感到，国际贸易的整个话语和架构有点双重标准和伪善的味道。在论及自由贸易时，我们当然可以换种说法来引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句让人难忘的箴言：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平等。

       简言之，如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和重要性正变得显而易见了，它们完全不愿遵从发达国家组织起来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世界已经变了。

       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在发达国家拥有压倒性比较优势的那些领域，贸易恰好是最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资金的流动享有很多自由，而劳动力流动方面却几乎没有任何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农业方面没有自由贸易，而农业方面的自由贸易恰恰是多哈回合谈判被延迟的原因。虽然有些奇怪，但这也就是为什么诸自由贸易协定会在知识产权方面伴有越来越多的限制性条款，这一点我在后文还会提到。

       并且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人们在承认下述说法方面的不情愿状态也让人有些恼火，即不管自由贸易的长期利益是什么，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及社会混乱，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中，这种混乱至少需要有某种补偿性的援助。这种以发展援助支持转型经济体走向自由贸易的承诺似乎在多数贸易协定中都明显缺失，尤其是那些由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发达国家对其农场主的补贴多达每年5000亿美元，是“政府发展援助”（ODA）可用总金额的五倍。

       第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最明显的是在拉美，贸易自由化意味着一种“牵连犯罪”。贸易自由化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诸建议之一，其他建议包括财政责任、社会支出的集中，以及总体而言向更小政府的转变。非常显见的是，公用企业和公用事业的私有化也是该一揽子建议的一部分，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名为“拉美晴雨计”（Latinobarómetro）的区域性民调机构在2007年所作的调查显示，仅35％的拉美人相信过去约20年的公用企业私有化对其国家是有利的。一般而言，拉美的私有化被视作一场腐败的狂欢，并且在有些情形中，随着国家垄断为私人垄断所取代，公民也没有得到多少切实的好处。至关重要的是要理解，在象拉美这样的地区，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讨论从来都不是仅涉及贸易自由化的。其他因素也会混入其中，而其中的一些因素可能非常有害。

      第三，当贯彻贸易自由化时，尤其当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民主讨论的声音被减弱了。这不是偶然的。不管理论论点有多大的说服力，贸易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学确实存在着各种棘手问题，而这使得对贸易自由化的公开讨论变得极其困难。第一个障碍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承受贸易自由化代价的群体往往是确定的和有组织的，而贸易自由化的获益者——如消费者——却往往是分散的和无组织的。第二个难题是不确定性。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拉奎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ández）在1990年撰文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自由贸易之所以不受欢迎，因为几乎不可能事先确定该项改革的获胜方，因此很难动员人们在政治上支持贸易。

      不管原因为何，事实是贸易自由化问题很少能够成为公开民主讨论的中心话题。当然，哥斯达黎加的情形就是如此；最近，该国就《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的批准问题进行了全民公决——这固然是一次低质量的辩论，但它终归是一次辩论。也许，加拿大的情形也是如此，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在1988年大选的预备阶段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情况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讲，贸易自由化也受到了民主赤字的影响，人们在欧洲一体化方案中见证了这种民主赤字，因为欧洲的很多公民都认为他们在这一方案中没被当回事。

       第四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贸易自由化对改善贫困问题的影响一般都是积极的，但其对收入之分配的影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有争议的。人们已开始认为贸易自由化会不断扩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做法往往会扭曲工资结构。在象拉美那样的地方，收入不平等已经严重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那种做法往往会激怒民众，作为回应，他们上街游行或在投票时选择对自由贸易或宽泛而言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人们对这种做法并不感到意外。收入不平等可能是社会的炸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从经验上讲，它与很多社会病症相关联，包括不断攀升的犯罪，而这是拉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国家间不平等的一个最为重要和令人烦恼的趋势是，自由贸易话语与涉及知识产权的一些真正惩罚性条款并存，而知识产权主要为发达国家所持有。知识产权的切实推行对知识生产至关重要，对此很少有人怀疑。但是人们却高度怀疑这样的观点，即对知识产权的日益严格的保护会在世界范围内带来更多福利。颇为遗憾的是，在发展的各项要素中，知识生产只为少数人所掌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授予的专利中，87％来自10个顶级国家；只有中国，或许还有韩国可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这些专利中超过半数，即总数的53％来自日本和美国。不需要预言家，普通人就能预见到，这种现象不仅会无限期地延续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还会扩大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如果下述这些方面都得到了认真的对待，那么自由贸易事业就将大为增进：发达国家中的农业补贴和关税被大幅降低；将贸易自由化与自由市场的可能更富争议的其他规则相分离；针对贸易自由化展开公开的民主讨论，即便有些讨论走向了迷途；最后，我们开始认真对待不平等问题，尤其在涉及知识产权规则时更是如此。这是一个苛刻的要求，但在该要求被满足之前，自由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将注定身处险境，因为除了学术讨论外，它在其他领域它很难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