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全球化?

今天，全世界的物质、思想、机构以及人员的交流在成指数增长，这个现象只是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对更为美好事物的追求一直激励着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贸易往来和思想文化的交流。

1962年，“全球化” 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词汇中，而现在，这个词语已经从一个那时的专门术语变成了今天的一个口头禅。《经济学人》杂志 （The Economist） 已经把它称之为“21世纪被滥用词语之最”。在我们最近的记忆里，没有哪个词语能够像“全球化”一样对不同的人群有如此不同的含义，也没有哪个词语能够召唤出如此丰富的情感。有很多人把它看成佛教里面的涅磐 — 一种被保佑的、安宁而繁华和太平盛世，然而同时也有一些人把它视为一种新的无序与混乱。

如果“全球化”这个词语能够得到适当的定义和应用，人们会发现它很具有实用性。我们完全可以将全球化阐释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全球化趋势已不断增强，速度也进一步加快，但随之而来的优势与弊端也逐渐明朗化。正如地球的气候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我们的自然环境一样，几万年的文化和社会相互接触和影响也促进了当今全球人类社会的整合。

“全球化”被《韦氏字典》定义为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而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全球化这个词的词根“球”（globe）出现的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们就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了。事实上，他们的迁徙和繁衍过程可以被看作早期的全球化。大约五万年前，人类的原始祖先首先出现在了非洲东部，他们慢慢扩散到包括南美和北美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冰川期结束时，由于海水的上涨，美洲与欧亚大陆被分隔开来，形成了今天的两个大陆。直到1492 年哥伦布意外地登陆加勒比海岛后，这两个大陆才被重新连接起来。同年，德国地理学家马丁• 贝海姆（Martin Behaim）发明了地球仪。

1492年的这次人类重新连接被称为了“哥伦布交换”，它是全球化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新大陆的发现让隔离了一万多年的人们重新团聚。对动植物物种的交流来说，它的意义也非同一般。比如，秘鲁的球根植物马铃薯从那时起便遍布世界各地，墨西哥的辣椒也传遍了亚洲；从巴西至越南，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也开始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在这期间，不同的社会不仅仅以不同的方式演化并且建立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而且还发明了不同的技术、种植着不同的作物，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发展了不同的语言和思考方式。这种多元化使得对不同文明的重新连接变得既有挑战性又极有收益。 从历史角度看，有四种重要的动机可以促使人们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征服（对确保自身安全和扩大政治权利的渴望）；繁荣（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传教（传播自己的宗教并且皈依更多的教徒）；以及一个看似世俗但却始终更具推动力的因素—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与旅行欲。因此，历史上最主要的全球化使者往往是士兵、水手、商人、传教士和探险者。全球化最初时期的贸易标志可以在非洲内部的一些贝壳上找到，这证实了几千年以前，商人们带着他们的货物跨越重洋从一个大洲跋涉到另一个大洲；传教士们也已跋涉于荒漠之中、穿越于海洋之上进行传教活动；佛教从印度传到了印度尼西亚，创造了全球化的第一个纪念碑 — 婆罗浮屠佛塔；从中国法显和尚四世纪的印度之行，到一千年后阿拉伯探险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的亚非欧三大洲行程，旅行家们一直在寻觅着新的地域，试图与陌生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立新的联系。虽然这样的旅行很缓慢也很危险，但是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等雄心勃勃、永不满足的领袖们却带兵远离家园，征服新的土地。这样的征服意味着双向的全球化，因为这些统治者们在影响被征服者的同时也被当地的人文影响着。

这些人凭借个人的力量和意志建立了与他人之间的支配关系和合作关系，但其自身的生存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生变化。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崛起，使那些背着工具、乘着小舟的商人小团体被大企业取代了。规模庞大的宗教团体也取代了从前那些朝圣者与传教士孤单的身影，并在传播自身宗教的同时，也将其语言、文学作品和建筑风格带到了他们所到之处。过去几个世纪里，将遥远的国度联系在一起的少数冒险家与探险家们，今天也已让位于成千上万穿越疆界的逃难者、移民以及亿万乘坐飞机周游世界的观光客。他们都在穿越不同的国界，四处移动。这些来去匆匆的人们加深并且扩大了世界各地的货物、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也方便了它们的传播。

过去五百年的商业史以其趋势和贸易活动为特点，起到了增强区域间相互联系的作用。巴西丛林里面的橡胶树被英国殖民者移植到了马来西亚，而这些橡胶在20世纪初为福特汽车公司提供了制造轮胎的原材料；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橡胶采集契约奴也永久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人种组成。新作物的引进，例如美洲新大陆的玉米和红薯，也对世界的人口分布产生了巨大影响。曾经由于水田不足而受到抑制的中国人口，在引进了这种在贫瘠的土地中能够生长的作物之后便得到了迅速提高。同样，车臣地区的人口也是由于新大陆玉米的种植而快速增长。

从罗马帝国到二百年前“泛大不列颠时代”（Pax Britannica），到今天的“泛美时代”（Pax Americana），超级大国的力量成为了改变世界相互依赖性的另一个作用力。西方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当今全球的消费者产品供应链中扮演了一个领头人的角色。

自由贸易圈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孕育了萌芽中的中产阶级，社会中的这部分人增加了全球对生产货物和国际旅游的需求。最让人吃惊的当然要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国民们对人身自由和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在提高。 虽然全世界大部分人口依然贫困，但是民主、人权和媒体自由等价值观已经散布开来。世界上192个国家中多党制国家已从1974年的30%增加到了今天的60%之多。

越过国界传播民主和人权思想最有影响的力量可以算是20世界下半叶的信息产业革命了， 电话、电视和英特网是这场革命中最重要的工具。在19世界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要花十六个半小时才能将一份问候传送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而今天，大量的信息以多种形式（如文档、音频、视频）都在以光速传送。一个三分钟长从纽约到伦敦的电话现在只要不到10美分，相比之下，在1930年同样的电话费用则是300美元。电信资费的降低使信息爆炸时代的便利惠及到了人类大部分地区。

与此同时，卫星电视等发明也已经穿洋越海将人们的情感联系起来：英国戴安娜王妃香殒的消息通过电视传到世界各地，马上引来了无数的花圈。信息的自由流通还在帮助人们弥合政治分歧：美国9/11恐怖袭击的悲剧甚至让伊朗年轻人都组织起了一次烛光祈祷聚会。当然，这种信息流动在某些时候也使意识形态上的阻隔变得更加顽固，比如说，阿拉伯语的半岛卫视 (Al-Jazeera) 对巴以之间暴力行为的报道就让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鸿沟加宽了。

通讯和交通成本的降低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文盲率的降低和医疗水平的改善也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如今世界各地的人们体格更加健壮了，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大多数地区的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尽管在非洲与南亚有所增长）。

然而快速的增长也是有代价的，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的行动带来了很多负面的环境影响。比如，因为农业的扩张和森林产品的贸易，每年世界上都有差不多1%的雨林在消失。紧密连接的全球通讯运输网络在协助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这个世界在疾病、恶意破坏和恐怖主义面前更加脆弱。最明显的例子可以算艾滋病了，本来传播于非洲和南美洲的病毒现在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日感染人数高达14,000人；同样是病毒感染，1997年的“我爱你”电脑病毒从马尼拉的一台电脑被制造出来，给全球带来了7亿美元的损失。而9/11的劫机者们则成功地利用了电汇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操作资金，依靠英特网购买了机票并且组织了整个行动。从那次恐怖袭击以来，藏匿于洞穴中的本•拉登最喜欢的与外界联络方式就是卫星电视。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利弊以前没有存在过。历史上，技术上的突破总是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新旧交替必定会分出胜负。当殖民者和探险家将欧亚旧大陆与美洲新大陆连接起来的时候，他们也给美洲带来了天花、流感等传染病菌，几乎创造了一次人口组成上的种族灭绝，每四个当地印第安人里面就有三个因为这些疾病而死亡。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很多地方的殖民化加快了当地的经济整合，但是也打乱了这些地方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分布。在美洲，由于采银业与种植园经济对劳力的需求，约有一千万奴隶从非洲运到了美洲。此外，稀有金属及新型工业品的贸易也促进了欧亚两洲之间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连接全球这项工作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扮演了比美国更重要的角色，但是美国自身却也是现代全球化的一个早期产物。在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高潮中六千万离开故土、移民海外的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来到了美国，新大陆的奴隶们建立起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从英国的水磨房与蒸汽机开始，美国人汲取了世界各地的养料，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了创新的领头人和全球化进程中最为强劲的引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役的胜利以及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在冷战结束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全球意识形态分歧的结束，并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高潮的到来。自然而然的，很多人把全球化这个现象跟美国化打上了等号。

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也把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带到了世界的焦点上。全球化的确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富裕人口，但是同时也让很多人陷入了贫困的泥潭。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社会体制和教育系统的工业国家以及经济对外开放的中等收入国家无疑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最穷的那些国家并没有发展，有些甚至还在倒退。因此，虽然整体上来看世界贫困率在降低，但是世界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他们中很多人的生活中都没有电力和可饮用水源。贫富国家和贫富阶级之间的差异的的确确在扩大。演进中的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规则，以及这些规则的实施机构—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世界贸易组织，均折射出了贫富国家之间权力享有的不平衡。

由于有了广为传播的信息，如今贫困地区的人们能更清醒地意识到本国与西方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及自身与持西方价值观的国内精英阶层之间的差距，而这种觉悟经常可以变为愤恨和抗议之源，委内瑞拉和菲律宾的反美游行就是一个例子。发达国家的货物、思想和娱乐行业传送着或明或隐的政治和文化讯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因此而明显感觉到了这些对他们自己传统社会的强烈影响。很多落后国家的暴政和折磨加上西方发达国家光明生活的吸引使很多人到其它地区去寻找财富和自由，因此而产生的非法移民潮现在也成为了发达国家的主要忧虑。货物和思想的交换给世界带来了新的联系，但是同时也激发了很多矛盾的反应，既有崇拜，又有怀恨的民族主义，还有宗教上的阻力。在伊朗的学生在竭力争取美国生活方式的同时，西方世界的许多人却在反对全球化，将它视为是不公正的自由市场式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征。世界上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西方国家领导的全球化其目的是要摧毁伊斯兰世界。

那么所有的这些对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全球化会不会因为人们不断增强的觉悟和对危险的认识（如恐怖分子对开放的国界和简易的经济交换的滥用）而消退？当然，历史上也已经有过一次全球化消退的前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贸易壁垒和收缩的移民政策，自由贸易和人口的流动的确有过减慢。然而，这些限制并没有减弱推动全球化的四个基本动力：征服、繁荣、改宗和好奇心。盟军取得抵抗纳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事实上重新打开了全球化的闸门 ，使贸易和旅行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

可以肯定的是，像欧洲反移民的情绪、西方国家的农业补助、知识产权以及9/11事件以后美国签证政策紧缩一类的问题可以给全球化整合的引擎带来损伤，但是人们连接这个世界的长期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对繁荣的追求仍然推动着商业扩大到国际市场，诱惑着人们慷慨解囊去购买最好的产品而不再顾及产品的生产国。曾让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离开家园的好奇心，在今天也同样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或者到各地去旅行，或者去观看外国的影片、品尝异国的佳肴、欣赏域外的音乐与体育赛事。当今全球化与过去最大的不同点便是它的可见性和速度，加速的全球相互作用放大了其影响，而各地传媒让这些影响马上被我们看见，这一传播阶段在过去是发生得很慢的而且经常是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的。重新连接人类社会这一既充满希望又坎坷不平的历史进程无疑会继续下去，它会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具挑战性。不管是普通公民、学者或者政治家，我们的任务都应该是去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全球化，尽我们的努力去发展其优势、规避其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