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印度农民

班加罗尔是全球离岸外包中心。最近，我在当地一个政府运营的食品拍卖场、或者说是大农贸集市的泥泞中奔波。我注意到，这里到处都是成堆的农产品，在太阳底下腐烂，还有癞皮狗和四处乱窜的老鼠。杂七杂八挤在一起的贫苦农民们，系着传统的腰布，露出听天由命的神色。一名耳背后夹着钢笔的政府代理商，给眼前的农产品开出低得可怜的价格。

 

农民们天未破晓就开始忙活，用各种各样的运输方式，比如破旧的公共汽车、牛车、卡车还有间歇性熄火的拖拉机，沿着窄窄的所谓“高速公路”，将农产品搬到拍卖场。他把农产品在拍卖场卸下来以后，别人给出的随便什么样的价格，他都接受，，因为离开农场的每一天都会损失收入。找个阴凉的地方打几小时的盹后，他们就踏上归家旅程。

 

印度所谓的农产品营销委员会（APMC）法案规定，农产品只能在这样的批发市场出售，这就让地方政治利益群体攫取了大农贸集市的垄断控制地位，从而歪曲了该法案的本意，即保护贫苦农民不受放债者的盘剥。农民至今还仍然遭受剥削，只是剥削他们的人不同而已。

 

在农村，不幸的农民即使每天劳作，也只能糊口；但就算到了城市，这样的噩梦仍在延续。自国家独立以来的这几十年间，政策制定者们就一直忽视了印度的村庄：89%的农村家庭没有自己的电话，52%的家庭没有国内电力供应。印度局部限制用电，平均起来在非季风月份是3小时/天，在季风月份是17小时/天。村庄离全天候道路的平均距离是2公里，20%的农村居民只得到部分或完全没有安全饮用水供应。

 

印度的农村与中国的农村相比，截然不同。在访问班加罗尔的期间，我还抽空去了中国河南省（其名字的意思是“黄河以南”）的某些地方。河南省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居住人口超过1亿。我从河南的省会郑州出发，这是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城市，然后前往城关镇（一个县的政府所在地），这个城镇非常清洁，很明显，它甚至在黎明前就开始提供市政服务了。随后我来到一个人口数只有几千人的小村庄邱庄。人工铺设的道路直接通向村头的田间，其路况条件比马萨诸塞州的高速公路和我所知道的家乡的其它公路要好。就算邱庄本身还算不上是十分繁荣，但至少也不会出现许多印度村庄的绝望情形。

 

B.R. 安贝德卡是印度的宪法的设计者，他批评甘地以农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他在1948年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农村是什么？不过是地方主义的温床，不过是无知、狭隘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滋生地。”确实，从所有印度杰出人物的谈话中，农村是没有进步可言的。

 

其它国家的发展路径，表明了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通常来讲，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会产生经济盈余，这推动了农村地区和城郊地区的轻工业发展，并最终促进城市区域的工业化。经济盈余促进了在新技术上的再投资，并为有更广阔基础的发展释放出人力资源。中国在1978年以后便遵循这种模式，印度尼西亚早在1966年也采用了这一模式，而较晚近的是越南，是在1989年才开始采用这种模式的。

 

尽管印度官方崇拜甘地，但政府并没有对农村进行充足的投资。随着印度的自治和公民社会的自治，记录显示情况有所好转。例如，总部位于古吉拉特的自主就业妇女协会 (SEWA)，让数十万的妇女获得了经济能力，通过向她们提供小额贷款以创立无数提供保健、初等教育等服务的大量小型项目，从而帮助她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其中，诸如联合利华印度斯坦公司和印度烟草公司 (ITC)这些公司，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已将它们的销售网络延伸到印度农村，在那些政府无暇顾及的地区，提供某些投资、商品和服务。那些介于SEWA和ITC之间的合资企业，尤其需要鼓励。公民社会所能带给印度农村的好处，在企业力量的帮助下可以成倍的放大。

 

可惜的是，这些努力还是太微薄太迟了。国家政府不会一直支持SEWA，有时候它还可能会觉得受到威胁，因为这统一的投票阵营有着巨大的成员基础。在零售和批发业进行有组织的投资，常常会与其竞争对手——无组织的交易行为相逢，这种无组织的交易行为很有可能被有组织的投资取代：人们既看到对本土的零售商——如信实生鲜超市（Reliance Fresh）——的抗议，同时也有针对德国批发业巨头麦德龙的现购自运的抗议。零售业为8%的印度人提供工作岗位，仅次于农业。在印度，有超过1200万的小商贩，其中96%为夫妻店，每家夫妻店占地小于500平方英尺，从而使得印度成为全世界人均零售店密度最高的国家。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小商贩握有很多选票，因此地方政客们，不惜损害社会的进步，支持效率低下的销售体系，反对更为有效的现代零售和批发模式。

 

印度的大农贸集市，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体制一直都是效率低下的，而无组织的零售，并没有足够的钱即刻去抗击这一体制。农民为了销售他的农产品，还得继续接受地方垄断商的压榨。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卡纳塔克邦的烟农，拿到的只是2卢比/千克的价格，而终端用户价格是8.20卢比/千克。所以，农民们的悲惨进程还在加速。

 

好心的专家们要求政府应当“做些事情”。事实上，政府最高领导层对此也表示同意。印度的财政部长齐丹巴兰（P. Chidambaram），已在口头上对APMC法案表示反对，认为该法案是一个不幸的时代错误。但即使这样一个令人敬畏的政界要人，在给地方要员下命令时，其能力也是有限的。

在这种环境下，当前最为有用的权宜之计，就是去寻找那些赋予农民权利的公民行动和草根运动的乘数效应。毕竟，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乡镇企业改革，它是一场无心的实验的结果，这一实验就是安徽省农民的个体责任制。随中国农村改革而来的便是以外国直接投资形式出现的大富翁们。

 

所以，印度应该效仿中国的作法，改革自己的农村，但不是照搬中国的模式。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能迅速将安徽经验推行到全国。印度的政府则较弱，不能像中国那样在大范围内成功去推行。但是，印度应该发挥它的私营部门的力量。企业需要在农村改革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向印度活跃的本土企业家阶层示好。印度与中国不同，大部分中国的本土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实验和文化大革命中就被消灭了。信实生鲜超市，就是一个印度本土企业的例子。甚至也应该欢迎跨国企业，毕竟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麦德龙的现购自运就是一个例子。并且，像本土企业（如巴帝集团）与跨国企业（如沃尔玛）联合的合资企业，能够带来私人投资。一个把农村的种植西红柿的农民与城市市场连结起来的现代农业供应链，可以减少25%的浪费，并降低21%的终端用户价格。

 

只有到那时，70%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才开始分享我们今天称之为印度“崛起”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