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自由贸易感到不安
自由贸易带来了很多利益，而如果试图“保护”经济、免于竞争，则注定会失败。但随着更多工人、选民和政客表达了对自由贸易的怀疑，并质疑为什么大部分利益只眷顾了少数人，自由贸易也已变得声名狼藉。哥斯达黎加前副主席凯文•凯萨斯－扎默拉（Kevin Casass-Zamora）认为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他认为，自由贸易往往伴随着双重标准、不断恶化的不平等以及民主的衰落。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必须分析研究这些问题，疏导解决人们对此发出的抱怨。。为了避免对自由贸易的限制，拥护者必须详察自由贸易的过程，并致力于消除腐败、令人生厌的混乱以及偏袒发达国家的失衡的惩罚体系，如严厉处罚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和却对对补贴富裕农场主的做法视而不见。为了让自由贸易能在民主社会中持续下去，大多数人必须能在其所属的社会中实现其切实利益。——耶鲁全球
为什么对自由贸易感到不安
由于忽视了当地人们对自由贸易的合理忧虑，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在发展中国家给自由贸易带来了危险
Friday, September 12, 2008
没有温情和关爱：哥斯达黎加的抗议者们谴责《自由贸易协定》（TLC，西班牙文全称是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认为它是“资本主义骇人的墓碑”（“Capitalist Gravestone Terror”）
华盛顿：一般而言，自由贸易事业在当今世界的日子并不好过。尽管人们能够找到种种支持自由贸易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但自由贸易在美国已日益不受欢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当然少不了拉美，它更是风光不再。
问题的部分答案很可能不在于自由贸易这一观念本身，而在于全世界各国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方式.这些方式往往与伪善联系在一起，也往往因为牵连性罪恶、罔顾民主和不平等而为人所诟。在此，我必须提醒读者，本人赞成贸易自由化，并且完全理解自由贸易能够帮助我们获得什么利益。
发展中国家对自由贸易的不满，至少源于下述四个主要理由：
第一，人们感到，国际贸易的整个话语体系和框架架构充满了双重标准和伪善。在论及自由贸易时，我们当然可以套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句让人难忘的箴言：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平等。
简言之，如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和重要性正变得显而易见了，它们就是不愿遵从发达国家制定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世界已经变了。
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在发达国家拥有压倒性比较优势的那些领域，贸易恰好 是最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资金流动相当自由，而劳动力流动方面却几乎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农业方面没有自由贸易，而农业方面的自由贸易问题恰恰导致了多哈回 合谈判的延迟。虽然有些奇怪，但这也就是为什么诸自由贸易协定会在知识产权方面加入越来越多的限制性条款，这一点我在后文还会提到。
除此以外，让人有点懊恼的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不管自由贸易的长期利益是什么，贸易自由
化在短期内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及社会混乱， 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至少有某种补偿性的援助。但是，多数贸易协定中都完全没有这种提供发展援助基金的承诺，以支持转型经济体走向自由贸易。这在那些 由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中尤是如此。发达国家对其农场主的补贴多达每年5000亿美元，是“政府发展援助”（ODA）可用总金额的五倍。
第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最明显的是在拉美，贸易自由化意味着某种“牵
连性罪恶”。贸易自由化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建议之一，其他建议财政责任、社会支出 的集中，以及总体而言向小政府的转变。非常显见的是，公用企业和公用事业的私有化也是该一揽子建议的一部分，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牵连性罪恶”的问 题。一个名为“拉美晴雨计”（Latinobarómetro）的区域性民意调查机构在2007年所作的调查显示，仅35％的拉美人相信在过去约20年中 的公用企业私有化对其国家有利。一般而言，拉美的私有化被视作一场腐败的狂欢。在某些具体方面，只是以私人垄断取代了国家垄断，公民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好 处。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在像拉美这样的地区，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讨论从来都不仅限于贸易自由化本身。其他因素也会混入其中，而其中的一些因素可能 非常消极。
第三，当追求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尤其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民主讨论的被消音了。这 不是偶然的。不管理论依据有多大的说服力，贸易自由化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确实存在各种棘手问题，使得对贸易自由化的公开讨论变得极其困难。第一个障碍就 是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在贸易自由化中处于不利位置的群体往往是确定的和有组织的，而贸易自由化的获益者——如消费者——却往往是分散的和无组织的。第二 个难题是不确定性。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拉奎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ández）在1990年撰文指出，自由贸易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几乎不可能事先确定改革的获胜方，因此很难动员人们在政治上支持贸易。
不管原因为何，在现实中贸易自由化问题很少能够成为公开民主讨论的中心话
题。哥斯达黎加就是少数的例子之一。最近，该国就《中美洲自由贸易协 定》（CAFTA）的批准问题进行了全民公决——这固然是一次低质量的辩论，但它终归是一次辩论。加拿大可能是另一个例子：是否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1988年大选的预备阶段引起了激烈的辩论。除此以外就没有了。在某种程度上讲，民主在贸易自由化的讨论中的缺失并非独一无二，人们在欧洲一体化的建设 过程中也见证了这种民主的缺位，欧洲的很多公民都认为他们在此过程中没被当回事。
第四点至关重要。尽管贸易自由化对改善贫困问题的影响一般都是积极的，但就算是最乐观的估计，其对收入之分配的影响也是有争议的。人们已开始认为贸易自由化会不断扩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在很多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做法特别能导致工资结构的扭曲。在像拉美那样的地方， 收入不平等已经严重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民众为此感到愤怒。 毫无意外，作为回应，人们上街游行，或在投票时选择对自由贸易，或推而广之，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 收入不平等可能是社会的炸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实证研究指出，它与很多社会病症相关联，包括不断攀升的犯罪，而后者正是拉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 面临的紧迫问题。
国家间的不平等日趋明显，让人烦恼。这种不平等的表现之一就是，支持自由
贸易的话语与涉及知识产权的一些真正惩罚性条款并存，而知识产权主要为发达国家所持 有。知识产权的切实保护对知识的产生至关重要，对此很少有人怀疑。但是人们却高度怀疑，对知识产权的日益严格的保护会在世界范围内带来更多福利。颇为遗憾 的是，在发展的各项要素中，知识的产生只为少数人所掌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授予的专利中，87％来自10个顶级国家；其中只有 中国，或许还有韩国可以算是发展中国家。这些专利中超过半数——即总数的53％——来自日本和美国。不需要预言家，普通人就能预见到，这种现象不仅会无限 期地延续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还会扩大这种收入差距。
要坚实自由贸易的基础，就需要认真对待下述问题：发达国家中的农业补贴和关税需要大幅 降低；将贸易自由化与自由市场中有争议的其他规则相分离；允许对贸易自由化展开公开的民主讨论，即便某些讨论对贸易自由化不利；最后，我们要开始认真对待 不平等问题，尤其在涉及知识产权规则时更是如此。这不会是坦途，但我们还是要艰难前行。否则，自由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将注定身处险境，只能在学术圈中有一席 之地，在其他领域则难以立足。
凯文·凯萨斯－扎默拉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资深外事研究员。2006－2007年，任哥斯达黎加国家规划与经济政策部部长、第二副主席。2007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遴选为 “世界青年领袖”（Young Global Leader）。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