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能够挽救全球经济吗？
亚洲能够挽救全球经济吗？
安阿伯(Ann Arbor)： 十年内的变化。在97年金融危机中批判亚洲管理落后，缺乏透明度的银行家和博学者们如今却因为神圣的“英美金融体系”的垮台而希望从亚洲寻求援助。
一些亚洲国家的货币和经济体系的崩溃，并不是它们自己货币或财政挥霍的结果。与今天的美国不同，它们的政府没有庞大的预算赤字，也没有印刷纸币而造成物价 暴涨。一些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比如泰国，由于依赖当时尚属强劲的美元而被估价过高，这些国家自由化的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的短期外资流入。“热钱”堆建起了 国内的资产泡沫，造成了巨大的经常账目赤字，并由此招致了货币投机者。还有些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则是邻国货币体系崩溃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从那以后，很多（尽管不是全部）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自由化和自由的资本流通不但无益而且没有必要，甚至是有害的。
金融危机后，尽管韩国确实允许一些银行被高
盛之类的投资银行收购，但是亚洲各国政府和财政部门却并没有全面跟随英美国家的自由市场模式。在宏观经济水平上，由于金融危机而增强的风险规避带来了大量 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的积聚，减小了资本外流的风险——当然也引起了现行浮动汇率下的危机。中国和印度仍实行资本控制，而且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元 的汇率基本没变过。
随着近几年美元趋势的下降，相对于欧元和日元来讲，中国的货币也贬值了，而这导致其他亚洲国家也相应调节它们的汇率以保证出口的竞争优势。预防货币升值需 要经常账户盈余的循环流通以及外汇储备兑换成美元资产，主要是美国短期国库券。由于减税和国外战争、农业补贴以及老年人处方药救济金上的支出日益增长，布 什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不断增加，而国外贷款的流入刚好填补了这个缺口。
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扩大，消费、投资和政府消费高涨不足为奇。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指出“全球储蓄充斥”（主要来自于亚洲地区）会使美国的政府赤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靠外国来支持。其他一些颇具名望的经济学家如美国前 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尔（Larry Summers）称此为“财政危机的收支差额”并发出警告说，外国之所以希望持有常贬值的美国金融资产，只是因为如果他们抽回资金可能会失去更多。这个月 出现的财政危机，不是因为国外投资者的撤资，而是来自华尔街。
外资流入和联邦政策而产生的低利率，加大了美国金融界人士的冒险决心以求得高回报。他们开发出了各种
复杂而新颖的金融工具，如次级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信用违约互换和对冲基金等。不同于欧洲的同行们，97金融危机后亚洲的银行和投资者仍然是保 守的和规避风险的，因此，他们很少出现在这些新的证券市场以及随后崩溃的市场泥沼里。然而，在如今愈演愈烈的全球信贷危机中，他们也同样深受其害。
由于去年次级抵押贷款的泡沫破裂，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如同石油和商品输出基金的挪威、澳大利亚和波斯湾国家一样，抓住时机使其在美元 上的投资基金多样化，而不是只盯着国库券。但其回报随着联邦利率的下调而持续下滑，而这也加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和美元的严重贬值。
它们开始获得西方金融机构的重要股份，比如黑石私募股权公司（被中国投资公司买下），瑞银集团、花旗集团和美林资产管理集团（被新加坡政 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买下）。先前美国的民族主义者还大声疾呼要提防像中石油、杜拜港口世界公司和中国电信公司等国外实体购买美国的硬资产的企 图，但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大资产阶级（如果不是平民百姓的话）却对国外资本的流入还感激涕零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权财富基金之所以被认为是救世主，其原因恰恰是它们是国有机构。当没有私营投资者愿意将股东的钱投入到陷入困境的公 共机构时，主权财富基金却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国有的性质，主权财富基金具有更从的投资时间范围，可以承担更大的风险，可以面对弱信息和可问责性的需求，而 且也不必非得为市民股东赚到钱——即使运作不佳，股东也没有从基金撤资的权利。
但是，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在美国大选之年的强烈反应的担忧，以及不愿意去满足因购买多于美国和欧洲金融机构的门槛市场占有率（约10%）而必须达到的信息披露条件，这一切都意味着主权财富货币还远远不足以发挥真正的作用。
这些基金在这些投资中亏损40%（或者更多）的事实，也使得它们不愿意再赔了夫人又折兵，特别当
国内 在政治上反对这些基金帮助西方机构摆脱困境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比如，韩国发展银行被禁止购买雷曼兄弟公司的股票，另一方面，在博客和网络聊天室里中国政府也被指责把纳税人的钱浪费在了国外金融投资上，而不是用在拯救国内下滑股市中的投资商或社会事业的投资方面。
然而，随着贯穿总统选举始末的金融衰退的加剧和无常，主权财富基金会再次作为“食底泥鱼”进入市场，以低价重拾被削弱的财政部门资产，比如日本东京三菱银 行正在同摩根斯丹利进行协商，而野村证券也已经同雷曼兄弟就非美国资产达成协议。这些都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真可谓是风水轮流转。但是除非美国愿意让 国外政府来控制处于美国资本体系核心的主要金融资产，否则这些内流资金是不可能对美国资本市场产生深刻影响的。
亚洲消费者也不可能会通过购买美国出口产品去挽救美国经济，因为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20%以上，而中国只占5%左右。任何亚洲消费量的增长都很可能拉动该地区彼此之间日用品、加工制造品和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使成本更高、距离更远的美国获利。
因此，对西方世界经济低迷的拯救，不可能来自亚洲资本或亚洲消费。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资本-市场主导型经济的缺陷的暴露，以及东方政治-反抗主导型 民主的缺陷的暴露，都有可能促使亚洲回归到一个更加国家主义和欠民主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一个20世纪九十年代建立的市场和政治自由化模式的大改变。
我们可以预期这样三个结果：
第一，由于风险规避会因现行的全球金融风暴会被再次提出，亚洲会以相对缓慢的步伐推进其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进程。
第二：亚洲在美国的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会持续增长，但却不会是一种巨大或即刻性的增长。
第三：与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向西方学习如何管理金融体系这种“单向”学习模式不同，现在将出现的更
可能是一种“双向”学习和分享的模式；而且作为调节者和投资者的政府也将在其间会发挥出比十年前所能想象到的更大更强的作用。并非全球资本市场的行动者约束政府，而是政府约束资本市场行动者的时代迟早会来临。
最后，我们不要期望亚洲的经济增长之路会离开高储蓄、低消费、高投资、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和高管理通货的模式。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美国，国家存在于经济之中仍是颠覆不灭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