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令全球合作面临风险
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在华盛顿聚首。他们在探讨全球金融危机时意识到，全球应对是必要的。任何新的金融架构也必需有国际合作，尽管经济衰退促使国内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呼声不断升高。例如，美国的汽车厂商就大声要求政府资助来解决诸如大排量、低效率或豪华汽车过剩之类的问题，而分析家帕特里西亚•乌鲁克（Patricia Wruuck）指出，这些问题明显是早在全球信贷危机发生之前就已产生了。这旋即也在欧洲竞争对手中引发了请求政府援助的呼声，其中有些对手希望政府鼓励车主在车子还没坏的时候就把它们换掉。乌鲁克警告说：“国家补贴这一救市措施是否正确尚难定论，因为资金只是让企业回避市场竞争压力，延缓必要的结构调整。”20国集团领导人必须反对国内的保护主义并抛弃短期的解决办法，因为任何保护主义措施都会削弱他们切盼的国际合作前景。—— 耶鲁全球
产业政策令全球合作面临风险
保护主义者“一个国家，一个产业”的立场只会招致其他产业的抗议和他国报复
Friday, November 14, 2008
波茨坦：“如何重建全球金融架构？”这一问题将耗费数十亿美元，且会让全世界在未来几年忙得团团转。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定于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金融峰会表明我们已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可是，国内的产业政策可以轻易破坏所有为合作而采取的努力。目前，金融危机正在重创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实体经济。在这个背景下，经济爱国主义变得越来越流行，促使政府又一次号召，要帮助本国产业度过经济动荡时期。那些在国内看来是对受困产业提供的必要帮助，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则很快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例如，诉诸激进的产业政策就很容易引发补贴竞赛，并推动保护主义。
颇为遗憾的是，贸易报复和针锋相对不会对全球共同努力，改革金融市场治理有什么好处。如果各国高筑贸易壁垒，得罪潜在的合作伙伴，那么在金融问题上的合作将没有实现的可能。
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最早要求政府给予支持，他们希望从救市计划中获得原本为银行提供的资金。布什政府承诺向他们提供价值250亿美元的软贷款，鼓励他们开发新产品，满足用户对更轻便、燃油效率更高的汽车不断增长的需要。在大西洋的彼岸反应也很迅速，欧洲的汽车工业则向欧盟寻求帮助。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说，“他们要求欧盟在十二月之前推出计划，这样欧洲的汽车工业才不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现在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争辩说，考虑到他们的情况确实相当困难，几周之前承诺提供的支持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本周，当选总统奥巴马敦促布什政府为汽车产业提供紧急援助。 欧洲的制造商常常对畸形竞争提出警告，但明显矛盾的是，他们却提供“垃圾场奖金”来鼓励消费者扔掉旧车，去买新车。
当然，随着消费者对燃油费用和自身财政状况担忧的加剧，汽车制造商也因需求不断下降而深受其害。但是汽车公司声称的某些问题却并不是最近才产生的。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集中生产高油耗型汽车已经让生意的前景大打折扣。德国那些专门生产高级轿车的厂家也因为消费者在经济衰退时更青睐经济型汽车而受到危机的影响。宝马、戴姆勒和大众已经宣布将采取减产、临时关闭工厂或延长假期等措施。
欧美各国政府审慎地权衡汽车业所提出的要求。它们必须对汽车厂家，还有配套产业的潜在失业危险加以考虑。很难解释为什么银行家能得到帮助，而蓝领工人就必须自己来应对困难。另外，汽车是一种能催生感情的商品。即使那些不在汽车领域工作的人对它也会有很强烈的感受。有哪个政治人物愿意被人指控说他对标志性产业置之不理呢？同时，国家补贴这一救市措施是否正确尚难定论，因为资金只是让企业回避市场竞争压力，延缓必要的结构调整步伐。另外其他产业在看到汽车制造商游说成功之后也有可能如法炮制。航空公司已经要求政府提供支持，接下来可能会是建筑业或零售业。
问题不仅仅是公司日益要求国家援助。政治家也选择了先发制人的保护措施。法国总统萨科奇就号召欧盟成员国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来保护战略行业中的所有权。欧洲其他领导人不愿意接受他的提议，不过该提议在公众当中却很受欢迎。尽管德国政府批评了他的建议，但是德国的《明星周刊》通过调查却发现，受访者中有压倒性多数（即77%）的人赞成对能源供应行业实行国有化。大约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应该在银行金融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同时60%的人同意铁路和航空至少应该部分由国家运营。
至于法国，萨科奇说到做到，设立了国家财富基金并向金融危机作出了“产业回应”。保护战略行业不被外国收购的想法并不新鲜。法国在两年前就起草了一份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名单，而从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海湾国家兴起的主权财富基金进一步激化了争论。既然如此，为什么你建立自己的主权财富基金让别人都退避三舍？
实际上法国已经制定了在特定产业内规范外国投资的法律，因此除了它是否必要这种问题之外，这项行动也必然对当前的世界经济态势发出警报。国家政治和开展有效国际合作的愿望一般很难统一，而在发生经济危机时更是如此。人们要求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而针对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谈判却仍十分抽象。不过，如果工业政策旨在逃避竞争和加强保护，就会威胁金融市场改革所亟需的合作。
明确来说，关键并不在于严格反对政府为刺激经济所作的努力，而是在于要牢记，国内采取的行动常常会在国际上引发巨大反应。保护主义很受欢迎，在经济发生动荡的时候更是大行其道，但它并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它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发出了危险的信号。
回过头来看，通过了解1929年股市危机时政府的干预措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能更容易看清楚那场股市危机。股市崩盘导致《Smoot-Hawley关税法》的出台，这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贸易报复风潮。依赖单边保护措施的结果是满盘皆输，这是大萧条留给我们直到今天仍然可资借鉴的一个教训。
针对重建国际金融架构的20国集团谈判即将展开，涉及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巴西。随着美国和欧洲大部地区面临衰退，新兴市场的增长对振兴全球经济就显得格外重要。中国通过经济刺激方案来对付出口下降的努力能对本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产生促进作用，并帮助减缓全球经济的衰退。新兴市场在过去十年已经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地位，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将持续下去。因此，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架构只有在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共同支撑下才能取得成效。它既包含技术问题，同时也有如何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的角色这类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因此本周将要进行的谈判只标志着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
重建全球金融架构要求在美国、欧洲和新兴市场之间开展持久合作。欧盟主席巴罗佐在最近的亚欧峰会上颇有道理地指出：“我们要么同舟共济，要么一起沉下去。”
帕特里西亚·乌鲁克（Patricia Wruuck）是德国波茨坦大学研究员，曾就经济爱国主义和产业政策出版著作。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