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民主斗争型构着全球化进程

这是我们的土地：印度农民迫使塔塔集团为其Nano车厂另选新址，这一抗议行动影响了全球化进程，但没有将其终结。

伦敦: 虽然世界已经习惯把印度视为一个崛起的巨人和全球化的模范，然而，当暴力抗议致使一个广受关注的大型项目停工时，世界不得不对此止步深思。著名的塔塔集团 被迫放弃在西孟加拉制造单价为2500美元的Nano汽车计划，这一事实有可能强化了人们的印象，认为虽然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在吸 引重大投资上尚未做好准备。

不过， 广为人知的塔塔集团撤退事件发生后，那些关注后续报道的人们注意到，该汽车项目并没有完全下马，仍在正常运转中，只是把厂址迁到了西部的古吉拉特邦 （Gujarat）。在某个层面上，塔塔集团向当地农民群体和反对派的屈服实是对这个国家的打击，它向世人传递了印度不愿意接受投资的信号；在另一个层面 上，它也证明了印度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塔塔Nano车的难产，为民主的印度如何处理工业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混乱提供了例证。

从更广 泛的意义上看，塔塔集团的例子正说明了一个在印度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是如何通过谈判克服那种困扰大企业的问题——在世界许多地区，石油、采矿、天然气和其 他大型生产企业经常都要面对来自当地居民、地方社区和政治党派的反对。在印度，这种挑战尤为尖锐：印度十亿人口中约三分之二的人在官方统计上是农民，而农 业收入在该国国内生产毛值中的份额正日益缩小。Nano事件凸显了一个核心问题。鉴于农业生产力无法迅速提高收入水平，而工业增长可以帮助国家经济快速发 展，像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如果无法快速、顺利地实现农业向制造业的转型，又如何能迅速地脱贫？

对于塔 塔或西孟加拉而言，Nano项目并不是唯一的棘手项目。事实上，在邻近的奥里萨（Orissa），塔塔要在卡岭干纳加尔（Kalinganagar）建造 钢铁厂，但受到了来自当地社区的强烈抗议。抗议已转变成暴力。不同于汽车厂，钢铁厂不能建在距离原材料产地太远的地方。西孟加拉要在南迪格来姆 （Nandigram）——印度尼西亚的沙利姆（Salim）集团原计划到那里投资——建一个石油化工厂的计划也遭到反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著名的人权 组织还言之凿凿地指控，执政的共产党所领导的联合阵线为支持该项目在南迪格来姆制造恐惧。同样在奥里萨，由韩国浦项集团(POSCO)出资的另一个重点钢 铁投资项目也遭到抗议，反对团体先是绑架了投资方的高层而后又将其释放。

印度政 府内部似乎存在着某种腐败现象，但与游说团体的主张正相反，这并不是贪婪的企业从偏远地区的农民手中窃取资源的简单事情。确切地说，它表明, 印度各邦政府处理敏感的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手法行不通。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记录就一直很糟糕，难以给人信心。

有关 Nano的主要问题是：塔塔集团为获取私有土地而与政府交易。在西孟加拉，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一直致力于将佃农转变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引以为荣，该政策 也帮助了联合政府统治该邦长达三十一年之久。塔塔集团需要超过1000英亩的土地，政府征收了土地。抗议者宣称，某些土地征收的过程充满了强迫、威胁或者 误导性信息，这在类似交易中屡见不鲜。当地社区和某反对党要求塔塔集团退还其中的400英亩土地。随着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塔塔集团宣布搬走，以保护员 工、转包商以及那些支持该项目的社区。该集团领导拉坦•塔塔（Ratan Tata）称，与其在枪口的威逼下进行谈判，他不如选择离开西孟加拉。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左翼政府在讨好印度一个资格最老的私营集团，而塔塔集团则正遭到各方反对。在一个多世纪里，塔塔集团已经为自己树立起了文明企业公民的声誉,其五分之三的收益来自海外，其子公司包括设在英国的钢铁厂和汽车厂，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制造业及服务业机构。

事实 上，塔塔是最早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在20世纪七十年代，它的钢铁厂是进行社会审计的第一家印度企业，当时的西方企业也没有认识到这种观念的价值。在国际 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建议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以前，塔塔已经实施了这一制度。在法律正式要求之前，塔塔已接受了劳资集体谈判制度。与此同时，塔塔的慈 善记录也是令人赞叹的：它资助了印度的一些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环保工程领域重要的研究机构，赞助了印度一些一流的医院和在孟买海滨的一间综合艺术中 心。然而，对整个事件作全盘考虑，这样的细节无关紧要：这并不是指塔塔集团在西孟加拉干了什么非法勾当，但瑕不掩瑜。

在一个 更深的层面，抗议行动暴露了印度的一个主要弱点：较小型的项目，或者那些与服务业——银行、信息技术、甚至医疗保健——相关的项目，进展得比较容易，但那 些可能要求当地居民迁离或给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带来巨大改变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制造业项目则面临着较大的路障，无论是实际意义上的，还是比喻意义上的。这 种情况的发生，部分是因为印度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那种关于印度于1991年启动的经济改革仅对城市居民、中产阶级及富人有益这一认识。很多抗议者指出，伴随 着城市的日益繁荣，成千上万的农民却因无力还债而自杀。在某些情形中，这样的隔阂已经演变为暴力：毛式团体在很多农村的边远地区有相当大的支配力。一些报 告指出：毛式分子在印度多达五分之一的行政区里已经控制了相应政府。

一些观察员预计，随着印度城市的飞速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会因此而倾向于对工业主导的进步发动抗议。在中国，类似的抗议行动较容易得到平息，因此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投资获利之地呢？

如果忽 略2008年10月7日在印度发生的事情，以上说法可能是准确的。10月7日，在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提出优惠条件争取塔塔集团到当地投 资时，塔塔宣布桑南德（Sanand）为它在古吉拉特的新厂址。这就是具有印度风格的论争方式。正是因为取得共识至关重要，所以在民主印度，要进行彻底的 改变需要时间——而不能通过律令强制推行改变。由于那种斗争是艰苦的，因此要逆转，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同样不容易。

在 一个拥有十亿多人口的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因此取得共识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印度不能像采取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那样强行通过法 律，或者像中国那样试图限制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它必须以一种人性化的方式来实现转型。国家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比如停止为私人目的征收土地，让企 业与民众直接进行谈判，而政府则将其职责限于规范和执行法律。

印 度的变化需要时间，但如果作为斗争结果的变化建立在辩论和妥协的基础上，经过了慎重考虑，那么其效应将会是更为久远的。这也许是治理一个像印度这样多元和 包罗万象的实体的唯一方法。在西孟加拉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并不是印度远离全球化的表现，而是一个国家决心融入世界的明证。实际上，西孟加拉首长布达哈德布• 巴塔卡尔吉（Buddhadeb Bhattacharjee）在2008年11月初已经表达了上述意思：“全球化是一种必然。任何不想成为全球化一部分的国家，将注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