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分歧渐增之二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分歧渐增之二

香港:在与西藏流亡者之间就流亡者对他们的故乡开列的条件进行了多年的对话后,中国官方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认真的考虑这些要求。除非国际社会就西藏自治问题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否则这对西藏或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不是个好兆头。
三月份在西藏发生的起义期间,中国官员被迫重启与达赖喇嘛之间已达六年之久的讨论。多年前,邓小平曾经说过“什么都能谈,但独立除外”,西藏人早已放弃了他们早期的独立主张,取而代之的是自治。历经六轮讨论没有任何进展,邓的话听起来缺乏真诚,达赖喇嘛已经对北京基本不抱希望。发生在三月份的悲惨镇压使达赖喇嘛于五月、七月、十一月重新尝试与北京的对话。
图片文字:精神遭遇战: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与达赖喇嘛的会面,惹怒了中国,但这场会面不是以法国对西藏的任何政策支持为背景的。
然而,奥运会之后,中国方面继续了之前的冷漠,与西藏流亡者之间的对话也中止。在过去的几周里,中国公众压力阻止欧洲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这引发的问题一定不会立即消散。尽管这一次欧洲领导人没有理睬这样的压力,但国际社会需要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反应来抵制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并以此引发中国人的反思。
中国方面的漠然表现在最近的会谈崩溃中。在七月份中国方面要求西藏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拟定他们所追求的自治的大纲之后,藏人代表拟定了一个“西藏人真正自治备忘录”。备忘录详细列出了西藏人自治“渴求”的十一个政策领域,包括语言、文化、宗教、教育、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发展和贸易、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人口流动、以及与其他国家间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交往。这些内容中除了有关公共安全、人口流动以及对外交往外,都是在业已存在但并未得到履行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的规定之下,但这些内容似乎可以参考宪法第31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香港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拒绝将宪法第三十一条应用于西藏问题,尽管该条目的法律文本并没有为中国的这一做法提供理由。在中国最初承诺西藏自治的1950年的中国-西藏“十七条协议”破产后,西藏流亡者一直追求宪法第三十一条涉及的自治模式。尽管少数外界评论员指责西藏人的要求过分,但是就西藏人为什么应该接受比真正自治更少的权利问题,他们没有说出原因。因为中国拒绝依据其国家少数民族问题方面的法律为西藏人提供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自治,西藏人综合了两个模式,提出了新的混合自治模式。
与香港模式相似,他们的提议详述了西藏自治范围内的地方法律不受中央的审批,而这是目前少数民族区必须接受的,提议还要求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议条款不受中央政府的单边修订。他们追求以香港模式控制西藏地区的流入移民,控制地方公共安全,以及控制在商业、文化等非敏感领域的对外关系。这种自治是国际惯例中本地民众追求自治的典型代表,这一点在2007年的《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中有着详细的说明。
西藏人还要求统一邻近的藏族区域。中国官员反复强调这些区域将占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事实上,这些广袤的,多山的,通常是贫瘠的土地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划为藏族区——被划分为十三个相邻的区域而非一个地区。这个提议跟所有其他提议一样,是可以谈判的,而到目前为止中国拒绝了这样的谈判。
让人感到沮丧的是,西藏人的备忘录只是遭到了北京方面的嘲笑,成为世界性分离运动的依据。看起来北京与西藏人会谈的原意只是为了摸清西藏人的愿望并阻断这些愿望。在2008年11月10日发表的中国官方声明中,西藏要求的“真正自治”被当作要求获得跟香港一样的“高度自治”。中国指责西藏人追求这样的“高度自治”就是追求“半独立”、“隐性的独立”。但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同样的内容在适用于香港问题时却只意味着自治。
中国方面还进一步指责西藏人不断“勾结‘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东突恐怖分子’等社会渣滓”,尽管就此中国没有提供什么证据。就寻求控制中国人进入西藏问题方面,达赖喇嘛被指责为“民族净化”。流亡政府被描述成为“少数分裂分子团伙”,相关的会谈被当作旨在劝说达赖喇嘛‘放弃其分裂活动’的私人会谈。中国的声明宣布,“我们从未探讨过所谓的‘西藏问题’,也‘决不做出让步’。”
尽管中国方面的态度傲慢,在十一月中旬,一场西藏流亡分子的大型会议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努力寻求真正的自治——决心要暂停这种没有用的系列对话,要开始寻找更有效的非暴力策略。
中国最近威胁外国领导人不要会见达赖喇嘛的行为清楚的表明这个问题还将继续。为了劝阻法国总统暨时任欧盟轮值主席尼古拉·萨科奇会见达赖喇嘛,中国方面取消了原定于十二月举行的讨论金融危机的中国-欧洲峰会。类似的恐吓策略还指向了德国、英国、美国、梵蒂冈、波兰、印度以及捷克共和国——后者将是下一任的欧盟轮值主席国。
继去年的奥运火炬传递中出了大丑之后,中国的网络博主们再次呼吁抵制法国货。尽管中国官员告诫民众要“冷静”反应,他们意欲利用这样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倾向是明显的。然而,鉴于欧洲人也可能采取同类的举动,或者达赖喇嘛可能会以呼吁全球抵制中国货来做出反应等危险——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沮丧的前景可能更甚,中国可能会冷静的对待中国人抵制法国货的举动。
毫无疑问,在西方争取人心和精神支持的战役中,达赖喇嘛取得了胜利。最近由《国际先驱论坛》承办的一个关于世界上领导人声望的公共民意调查显示,达赖喇嘛是西欧人和美国人最尊敬的世界领袖。而中国领导人的声望几乎处于垫底的位置。也许北京还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以这种不恰当的方式攻击这位受人敬重的西藏僧侣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关注中国的贸易制裁的西方商界领导人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这使西方政要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面临中国的谴责以及可能的商业制裁时,在面对达赖喇嘛时,他们是否还保存着道德上的完整性呢?
世界范围内各国领导人的协调行动可能是降低这种政治成本的唯一出路。这不应该被看做是同谋,而应该被当做一种协调行动,以保持对达赖喇嘛的开放之门,同时抵制中国孤立达赖喇嘛之举。与此同时,还应该采取一些建设性的行为,来帮助中国更好的理解自己对这个西藏本土固有的少数民族应负的国际义务。
迈克C·戴维斯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想进一步了解迈克C·戴维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请参阅“建立可行的西藏自治”发表在《人权季刊》2008年5月刊,第227-58页,总第30期。点击此处,阅读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