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催生期待已久的变革

每个月的数据都是最令人沮丧的：一月份出口较上年下降18%，更令人担忧的是进口下降43%，其中许多是用于未来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它们的消失预示着今后几个月的出口前景更加黯淡。据政府估算，目前在制造业和建筑业领域已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尽管中国正在经历痛苦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对于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调整过程，使其不至于过快或过具破坏性。

近年来，中国有一半的产出用于投资和净出口，但是，投资和净出口不可能永远成为需求增长的来源，中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也不可能永远借债消费。聪明的金融工程只能暂时掩人耳目，这种不平衡终究暴露无遗。随着美国和其他赤字国家进口需求的骤减，中国的出口需求开始下降，其溢出效应很快影响到工厂和住房建设。在2008年最后几个月里，房地产投资增长下降为零，钢铁生产较上年减少20%，用电量减少10%。这些指标显示，过去基于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已经碰壁。

由于担心经济下滑，政府迅速出台4万亿元（约合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些权威专家随即批评这一经济刺激计划是继续沿袭旧的增长模式，但这些评论是不公平的。首先，用于保持出口的措施很少，因为这在当前的全球形势下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基础设施规划中包含许多致力于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的项目，如高速客运专线、城市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和其它环境治理项目。但是，各项细节还有待落实，风险依然存在。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通过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刺激经济，着力解决道路、港口、机场、电力等瓶颈问题。如今，这些领域的主要瓶颈已经消除，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新项目，尽管这些项目未来收效甚微。因此，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将经济刺激计划集中在合理的未来需求上，而不是搞“白象工程”。

关于经济刺激计划的另一个担忧是，该计划试图限制危机对工业部门的不利影响。当然，政府不希望看到这些部门下滑过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相对下滑和增长模式转变是需要的。中国GDP的另一半是消费，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一半人口消费占GDP的9%，另一半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其三倍（占GDP的26%），政府消费仅占13%（包括教育、卫生领域的公共支出），而中国人民的福祉和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都有赖于消费比例的增加。政府在这些领域已经采取措施，如家电下乡补贴政策，房地产市场和相关家居用品购置的刺激措施，以及未来3年投入8500亿元建立覆盖率达90%的医疗保险制度等。

这些计划的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其规模是否足以保持健康的经济增长水平。简单的数学计算显示，在一年时间里很难依靠消费增长而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农村实际消费增长10%——这在总体紧缩的环境下是相当不错的，则GDP增长率将提高1个百分点；如果政府消费增加20%，则GDP增长率将提高2.6个百分点。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目前的一致性看法是，中国经济将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见底，但如果一季度增长率低于上季度同比增长6.8%的水平也不足为奇。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致性预测仍为7%（见下图），但有两点需要解释：一是预测的范围从5.5%至8%大不相同；二是在过去一年里，随着新消息而且全是坏消息的发布，2009年的预测不断下调。

多大贡献？当然，首要任务是要抑制中国自身经济的下滑。在学术界内，有些悲观的预测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降至2%或3%，这将打击全球市场信心，并进一步冲击向中国出口商品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负面观点是假设在当前环境下，商业投资将大幅下挫，即使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增加，最终结果还是投资零增长。但是，危机之前中国的财政状况良好，有巨大潜力通过最低收入保障和其它社会安全网增加转移支付，加强教育、卫生体系，完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因此，如果经济继续衰退，我的建议是，在考虑今年的政府计划和支出时要往“大处着想”。

第二项重要任务是，中国应保持开放的贸易体制，并寻求进一步开放的机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商品贸易相当开放，在WTO承诺下，中国已经采取初步措施开放服务业市场。进一步开放这些市场将是明智之举，包括金融服务、物流、航空、新闻媒体、电信和交通运输。从实际看，这要求进一步开放外商直接投资。

尽管在危机之中实行开放政策是大胆的举措，但对中国而言有两个充分的理由值得考虑：其一，全球经济重新平衡将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逐步减少。如果服务业进口迅速攀升，那么这种调整就可以与制造业出口适度扩张同时进行；如果进口没有上升，那么调整就可能迫使制造业面临痛苦的绝对下滑。其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服务业。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利用外贸和外资建立了生产率快速增长的高度竞争的市场，但是，中国的服务业依然相对落后和效率低下。

与制造业一样，更大程度的开放和竞争能够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注入活力。否则，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增加就可能与总体经济下滑的趋势相伴而行。

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地利用危机作出必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