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全球经济没有单一模式
随着全球危机加剧加之各个国家寻求不同的方法以自救,设计一些新的全球经济制度并不会对恢复信心有多大帮助。相反,这些既有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汇率制度和世界银行——应该即刻采取行动将一个崛起中的亚洲纳入它们的全球治理体系。否则,那些紧握权力不放且坚持狭隘解决方案的国家就会有束缚其自身经济增长的风险,记者兼作家船桥洋一(Yoichi Funabashi)如是说。他认为,贸易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即使在金融领域中,亚洲也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为演进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该体系中,主要的国家经济模式(national economic models)正在多元化——承担主要责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政策环境中协调宏观经济战略将充满挑战。他敦促中国、日本和美国建立一种三边伙伴关系,推动全球经济新战略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币值,以及最为重要的,促进稳定。——耶鲁全球
新的全球经济没有单一模式
美日中三国应提出一种三方构想,而非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Monday, March 23, 2009

工薪族的劳苦:失业的日本人等待求职面试;全球危机的解决要求三巨头间的协调
东京: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令整个世界的未来局势变得更加严峻,资本主义制度显得了无生 气:主要国家的利率几近于零,几乎没有可操作的空间。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很可能激发通货膨胀、更高利率以及美元的大跌。除了这些明显的政策陷阱之外,反全 球化情绪也很可能得势,它必定会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 对市场的过度规制、对革新的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最终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侵蚀,这些情形都交织在一起,给对世界带来危险。
在这糟透了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很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案可能不再会是人们早先对“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吁,而是主要经济体之间更紧密的合作。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似乎正在进入主要的国家经济模式日趋不同的时期,所以时间和氛围 都不适合“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反,在认识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金融影响力越来越大以后,美国必须调整自己的全球金融战略。当前危机所需要的并不是 一个全新的结构,而是一个新的构想,而对美日中三边主义的精心培养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方法。
只有认真考虑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即权力正在从西向东转移,才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全 球治理体系。这一引人注目的权力东移的中心就是中国。正如一系列事件所呈现的,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北京的作用以及美中双边关系的发展将是密切关注的焦 点。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中国依旧处于强势地位。中国拥有将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分析者估计其中的70%都是包括美国国债(treasury security)在内的指定以美元结算的资产。
就自身角色而言,日本已经准备好,努力参与整治全球萧条。在参加去年11月的华盛顿二 十国集团峰会之前,麻生太郎(Taro Aso)首相就承诺提供高达1000亿美元的过渡性贷款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援助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经济体。日本仍然是一个巨无霸级别的生产国,是仅次于 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拥有国,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来看,日本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纯储蓄国 (net saver)——是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潜在信贷来源(sources of credit)。
数十年前,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对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分析中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顺利运行需要以一种霸权为基础,或者至少以具有与前者相当的运作能力的多边机构为基础。根据金德 尔伯格所谓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体需要一位既能够也将会实施游戏规则的国际领导者。美国能够但却不愿意提供维持经济秩序所必需的公共物品 (common goods),而英国愿意但却没能力扮演这个角色,这种能力与动机的不一致(ability-motivation gap)造就了大萧条。
就当前的动态而言,亚洲在现阶段或许能够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方式,但在现阶段它也许并不完全愿意担任负责人的角色。美国倒是愿意迅速展开拯救,但是鉴于当前的危机,它已不再具有这个能力了。
然而,要顺利实现一种由亚洲执掌大权的新全球治理体系,必须解决几个难题。亚洲远非一 个统一的实体。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对一些全球治理体系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这里还有一个危险,即这场危机带来的压力正在释放保护主义势力。最后,亚洲对建 立新全球治理体系能否做出贡献,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迅速发展壮大,尤其取决于中日两国经济的承受能力。
亚太地区的国家必须在全球治理框架下来思考对策,来应对在未来数月中将日益加剧的经济 挑战。首先,亚洲渴望自己的声音能够更多地纳入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由于过去十年亚洲经济力量的上升,亚洲国家现在越来越不满足于它们在诸如布雷顿森林体 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治理结构中的角色。这些结构并没有反映日益变化的全球力量均衡。
没有必要从头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反,现存体系必须重新启动。可以逐渐发展二十国集团这个平台,而与此同时,可以把七国集团作为二十国集团在财长级别的一个核心小组加以强化,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
其次是储蓄-投资平衡(saving-investment balance)的问题。建议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最好加大力度促进骤然下降的内需。同样,中国和日本应该同美国一样,努力遏制各自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上升势头。
第三,中日美还应该采取渐进的步骤,迈向最终目标,实现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三方磋商。 最佳策略就是透过不同的独立的双边平台逐步展开合作,当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平台合并。最终,三边合作将是最可欲的,因为日本能够缓解和弱化美中两国金融地缘 政治学上“恐怖均势”这种相互摧毁对方的状态。甚至在资金流动管理的合作之外,日本在环保领域也有带头的作用。
第四,迫切需要调整币值。为了矫正未来几年的全球失衡,人民币必须大幅提升对美元的比 值。尽管中美两国仍然需要安排审慎的谈判,以有序的方式重新调整美元对人民币比值,但是美中政策磋商会议在当前却应当关注幕后操纵,否则将面临美元迅速贬 值的危险,而这是与任何人的最佳利益相背的。
第五,未来几年,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很可能走向多样化,因此中国和美国应该向世界各地的革新理念开放。最大的考验或许是阻止未来爆发一场类似的危机。本着从“治疗”转向“预防”的精神,央行的预防性作用应得到进一步扩展。
最后,由于亚洲的地方主义一直在加剧,所以美国也肯定会继续参与这个过程。为此,亚太经贸合作组织应该回归原样:一个仅仅旨在促进发展和合作以及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论坛。
国际社会不再有能力提出一个明确的模式去指导世界市场,因此确立一套共同规则便成了一项关键任务。随着权力东移的速度越来越快,以美日中合作为主要基础、强有力的亚太战略对全球经济稳定来说可谓至关重要。
Y船桥洋一是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主编,有多部书作出版,其最新作品为《朝鲜半岛问题:第二轮朝鲜核危机纪实》(The Peninsula Question: A Chronicle of the Second Korean Nuclear Crisis)”。点击这里阅读他新的文章:《忘掉布雷顿森林体系II :美日中三边主义的角色》(Forget Bretton Woods II: the Role for U.S.-Japan-China Trilateralism)”。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