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逆转全球气候变化吗？第二部分
“全球明天协会”（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的首席执行官钱德兰•纳伊尔（Chandran Nair）认为，号召亚洲国家通过刺激消费把世界从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是个错误的想法，而且还会造成环境灾难。假如亚洲在鱼、肉、汽车或住房等任何一种商品上的消费接近西方的水平，那将对环境造成难以置信的损害，同时商品价格也将以无法控制的速度上涨。对这种预测的一个常见的回答是，技术的发展和供求法则将拯救世界。但是这个答案却在暗中将决策中心转移到了亚洲这个没有追随西方消费经济模式的地区。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将给该地区的领导人提出诸多挑战：例如他们要告诉选民，他们虽然登上了国际舞台，但却永远不可能在消费上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的确，这是一剂苦药。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亚洲国家必须放弃增长，相反，给“出口驱动经济模式”降温并更多地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加上其他的努力，也应可以促进增长和增加福利，并减少幻想破灭所带来的打击。最后，正如纳伊尔所说的那样，随着亚洲的决策将在未来资本主义和环境问题上占据中心地位，西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步衰减。——《耶鲁全球在线》
我们能够逆转全球气候变化吗？第二部分
是的，对呼吁按西方模式刺激消费的号召置之不理，亚洲就能做到
Tuesday, May 19, 2009
Choked by growth: India's congested streets will soon be filled with Tata's low cost car, the Nano
香港：自世界陷入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不断地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口中听到的一 句话就是：刺激消费，重新起动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可是，听从他们的意见很可能会酿成另一场更大的危机，对此无论救市力度有多大，也许都无法遏制。相反，这 场经济危机对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是个机遇，让他们可以叫停“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并为如何规避这种模式必然引发的环境灾难指明了道路。
如果对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号召言听计从，如果亚洲在消费比例上接近西方国家哪怕只有一半的水平，那么我们为遏制气候变化和应对世界上其他一些紧迫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做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原因很简单，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上，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满足每个人对这么多财富的渴望并达到与之相应的消费水平。
如果大部分中国人，比如有一半的人口都富裕到 了足以开始大啖海鲜的程度（这还不算很奢侈的愿望），那么海洋很快就会变得空空如也。虽然无论是科技还是金钱都无力应对这个问题，但虽然还是有人试图让我 们相信，为了满足我们对金枪鱼刺身的胃口，连巨大的蓝鳍金枪鱼也可以养殖。但是，谁又能说中国人就不应当享用剑鱼或金枪鱼的美味呢？同时，如果印度人像西方人一样渴望拥有自己的 汽车（相比起当今西方每千人里有700辆汽车的拥有率，印度每千人里只有10辆），那么这对石油供应和价格以及环境所造成的各种后果会是极其严重的。设想 中国人和印度人在未来20-30年内达到西方国家汽车保有量的水平，那么仅这两个国家就会增添15至20亿辆汽车。有些估计显示，这些车量需要的燃料会消 耗整个欧派克的石油供应。至于说油价，我们是否应该去问问石油巨头公司里的愿景规划师？但是谁又能不让印度中产阶级拥有Tata Nano汽车呢？
再者，如果亚洲人吃的肉和美国人一样多（中国人现在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为50公斤，而美国人为220公斤），住的房子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大（世界上生态足迹最大的地方），那么由此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不但会在其国境范围内发生，同时还会波及它的生物圈。因此，我们应该很清醒地看到，亚洲国家作为“不计代价求财富的发展模式”的后来者，将永远不可能达到西方大多数人视作当然的那种生活水平。即使他们能够效仿稍有节制的日本人，他们也不应该向往这种生活。
那种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遵从的传统智慧坚持认为，将技术、贸易、聪明的金融工具与更好的对外部效应征收费用结合起来，不知怎么的就能终结贫困，拯救世界。
但是所有认为技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都被严重误导了。詹姆士·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鼓吹，大规模建造核电站能够产生所需要的电能，但这只是听起来可行，因为公众对安全和核扩散的担心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这意味着决定世界命运的决策地将是北京、新德里和雅加达，而不是华盛顿、纽约或欧洲各国的首都。
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亚洲各国的领袖既 有机会也有义务对外传递一种不同的信息——采取措施阻止全球变暖和解决其他紧迫的生态问题，正如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说的那样，必须是优先考虑的问题，而绝不是可以留待全球经济修复之后再加以考虑的“高尚目标”。
好消息是，很少有亚洲领导人真正相信，只要追 随那种“消费驱动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就能满足他们本国的发展需要。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明确表达了这种意见：“不合理的宏观经 济政策”、“以长期低储蓄和高消费为特征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以及“盲目追求利润”是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的领导人要么不愿 意，要么不确定应如何认识他们遇到的困境。这使他们对此保持缄默，或者最多是希望今后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即使在国家权力主导下的中国，要制定政策来扭转过 去30年中形成的这种全球连锁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将成为一大挑战。由于人们不得不对预期做出调整，所以在今后十年中，上述挑战很可能成为中国一项主要内部 斗争的根源。
当然，对亚洲诸国来说，告诉它们作为资本主义 舞会的迟到者将永远不可能拥有大多数发达国家想当然的那种高水平生活，这未免有些刺耳。新消费主义在亚洲各地都已生根发芽，即使在那些对本土文化其他方面 仍恋恋不舍的地方也有其踪迹。信息技术与广告联手，无情地推进这种新消费主义，这是各国政府必须承认的现实。
然而，亚洲各国的领导人必须传递这样一个信 息：世界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它强调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视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限度，因为它们反过来会对安全产生影响，同时让更多人分享国家 创造的财富。他们必须认识到，世界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要根据质量而非数量来重新衡量经济发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可能需要各种强有力的、甚至是严厉的 监管制度。
不过并非所有的消费都带有破坏性。，因此在制 定政策刺激经济时，亚洲各国政府应当改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同时投资发展教育、清洁用水、卫生和医疗。在中国，这已经成了政策的一部分，特别是近期提出 的要建设一个全国性的医保体系的政策，虽然这样做的某些初衷仍然是为了鼓励人民少储蓄、多消费。亚洲领导人能否告诉他们国家的人民，他们对更 多物质消费的向往可能无法实现？如果他们在面对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罗奇（Roach）和其他经济学家时能告诉他们，鉴于亚洲国家根本无法实现它们正在帮助的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就不要指望 它们能帮助发达国家重新在经济上站起来，那么他们不妨直言。
同时，如果他们能够拒绝西方要其使用更多的环保技术来提供能源以及满足西方其他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亚洲各国领导人也不妨把消费欲望无法满足的事实告诉他们国家的人民。
如果亚洲各国领导人做不到这一点，并且赞同加大消费的论点最终胜出，那么世界只会为今后几十年积累下更大的麻烦，而其严重程度是任何一种经济刺激计划都无力克服的。
我们必须将“世界的未来系于西方”这种想法抛在一边。那些将决定资本主义未来和地球气候命运的决策，无论是否正确，都将在亚洲做出。欢迎来到21世纪。
钱德兰·纳伊尔（Chandran Nair）是“全球明天协会”（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2009年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