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摩根·茨万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及其领导的民主变革运动
（MDC）与长期以来一直对其进行打压的势力组成联合政府之时，国际社会对津巴布韦给 予了短暂关注，但是这样的关注便很快被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新闻头条所淹没。津巴布韦在重建其严重受损的政治、经济体系上所面临的挑战令人生 畏。另外，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津巴布韦的贸易及投资机会大受冲击，源自海外从业者的汇款也因此大打折扣，而此项汇款以往要占到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8%。与此同时，可以理解的是，由于担心不得不援助一个仍与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和其领导的主要由强硬份子构成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存有联系的政府，国外援助机构也对津巴布韦退避三 舍。即便如此，仍有强有力的依据支持对津巴布韦施以援手，即使国际社会不得不强按心头不快。
在经历了多年由自身因素引起的经济滑坡、政府滥权、大规模流离失所和社会基础设施崩溃 之后，津巴布韦已初现复苏景象。物价趋于稳定重燃了希望；，政府重组后开始行使职能，公务人员领取微薄薪俸，议会中出现了党际合作，学校、医院重新开放， 人道主义援助有所抬头。尽管联合政府中仍有一些前政府留任人士，如央行行长、司法部长和安全部门负责人，有不合作倾向——有些人将其称之为“颠覆”倾向， 津巴布韦似乎已经可以从容地让使怀疑论者闭嘴。
但是，津巴布韦的时运却很差。当津巴布韦正寻求大规模的国外援助——政
府的重建计划预计在未来两到三年内需要约85亿美元的资金——和私人投资之际，各类援助机构和国际开发组织都在纷纷削减援助预算，而且国外投资者也在风雨飘摇的全球经济中寻找避风港。概言之，没有人呼吁要制定“津巴布韦版的马歇尔计划”。
再者，津巴布韦也不具备那些经常吸引西方政治力量卷入其事务的因素。首先，无论是民主 变革运动（MDC），还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都与国际恐怖组织没什么联系；即便联合政府瓦解，也不至在农村地区催 生出各种圣战组织训练营。其次，津巴布韦也不是非法的毒品、武器或人口的供应国或中转国。津巴布韦难民并没有大规模涌入西欧或者美国。尽管津巴布韦自然资 源丰富，但其拥有的资源品却因不合时宜而不紧俏：它没有石油，而且其绝大部分矿产资源的国际市场需求都在大幅下降。当然，津巴布韦也没有什么奇异的、能对 世界产生威胁的疾病：只有普通的霍乱、疟疾和艾滋病病毒。最后，也没有任何航线穿越津巴布韦，从而也就不会有海盗横行。
因此，阿富汗、缅甸、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
以及其他一些危机正挤满西方决策者的邮箱，而津巴布韦只能退居二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津巴布韦按字母英语拼写排在最后。即便是上述这些国际危机本身，在世界日益关注全球经济衰退对本国影响的当前，也逐渐跌落至决策议程的末端。
在上述背景下，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动机能迫使国际社会参与处理津巴布韦危机的事务。虽 然津巴布韦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他地区相仿，或者较之更甚——津巴布韦当前约有600万人处于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不足或匮乏的状态，另有约150万儿 童需要帮助才能上学，数以百万计的居民需要直接食物援助——，但是在一个对人道主义援助似乎有无限需要的世界里，援助津巴布韦的人道主义理由也只有那么多 了。
因此，赞同“国际社会参与”的论点不得不用间接论据来支撑。但这些理由仍然是有说服力的。
首先是津巴布韦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虽然津巴布韦不过是一个1200万人口的小国，但相 对而言，其所在的南部非洲地区——拥有2亿人口的市场规模、迅速增长的石油生产、能为整个非洲地区提供维和部队的武装力量、毗邻重要海航线——则无疑具有 战略、商业和政治的重要性。一个繁荣的津巴布韦将会有力地推动该地区的发展，并为区域间通讯、运输和电网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尽管津巴布韦目前需要进行深 入的土地改革，但该国却因过去较高的农业水平而一直被视为该地区的潜在粮仓。这一优势，加上津巴布韦丰富的矿产资源、水电与南部地区煤电优势互补，以及受 教育程度和生产水平较高的劳动力人口，都使关于津巴布韦在区域整合中重要性的论据更具说服力。
与之相反，津巴布韦的动乱局势正深刻地影响着邻国的稳定。据估计，已有
约400万津巴布韦人因经济困难和政治迫害而跨越国界到领国寻求避难，而难民的大量涌 入则使得南非、博茨瓦纳及其他邻国的社会服务和善意不堪重负。南非一些城镇发生的针对津巴布韦难民的凶狠排外攻击，只是骚乱日益严重的一个征兆罢了。博茨 瓦纳，这个以稳定和人权著称的非洲国家典范，也已经通过高筑电网、诉诸监禁和驱逐的方式把绝望的津巴布韦难民阻于国境之外。
支持西方国家参与津巴布韦事务的另一个理由是，世界需要一些通过对话和法治来实现国内 和解的成功故事。津巴布韦所能够提供的恰恰是这种故事的材料。津巴布韦联合政府所遵循的《统一政治协议》（General Political Accord）正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冲突后重建政治、经济体系的教科书式的范例：重新平衡司法、立法和行政三权；通过一部健全完备且经公众广泛参与协商的宪 法；削弱并改革强势的安全部门；废除压制性的安全法令；坚持对既往的滥权行为进行问责；重新强化因穆加贝的“分而治之”政策而削弱的公民社会。正如南非 15年前转型所产生的效果一样，津巴布韦的成功也将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并产生连锁反应。
其三，即便津巴布韦国内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的影响真的很有限，我们也不能
假定影响“不会发生在我们这儿”。如果这个世界仅关注上一次危机所造成的显著威胁，它就无法富有创造性地应对下一个危机将产生的不可预见的影响。跨国威胁乃是在不稳定和治理不当的“温室”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酝酿出来的。
设想一下，如果H1N1流感病毒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Harare）爆发并横扫这个卫生基础设施已饱经破坏的国家，其结果将会如何？与之相仿，当初谁又料到一些破败的西非国家会成为南美毒品流向西欧的新的中转站呢？谁又料到朝鲜这样一个穷困的国家会研制出打到日本的导弹技术，并以核攻击来恫吓全世界呢？
最后，支持国际社会参与津巴布韦事务最为微妙的理由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施用所谓的“软权力”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的认同，认为该权力是为全球谋福利的。然而，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认同并不存在。2001年9月13日让·玛莉·哥伦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在法国《世界报》上采用“我们都是美国人”（“Nous Sommes Tous Américains”）为标题总结9.11后全世界当时的情绪，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过世界各国对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的反应表明，国际社会给美国提供了一次新机会。
9.11发生之后不久, 我 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们对国外灾难和动荡的漠视把我们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我们务必竭尽所能并用我们的资源与贫困、文盲、疾病、饥饿和压迫进行斗争。所 有这些恶劣状况都会催生绝望，进而转化为恐怖行动。我们绝不能继续虚掷国际社会业已存在的、渴望与我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安全、更民主、更繁荣的世界的 意愿。”
然而, 自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却恰恰“虚掷”了国际社会对它的良好意愿。相较之下，部分是由于帮助津巴布韦重建几乎涉及美国亟为关切的任何国家利益, 所以在此时接受挑战、承诺对津巴布韦施以实质帮助才能为美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带来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