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世界：一场无声危机正呼唤紧急行动
八个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本周在意大利会晤，他们将要紧急应对一场无声的饥饿危机。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主席马歇尔•博顿（Marshall Bouton）写道，当全球有超过十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由发达国家采取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穷人的数量可能增加，所以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变得更为紧迫。部分解决方案在于引导一场新的包罗万象的绿色革命。在1960、1970年代的早期绿色革命中，先进的农耕技术提升了生产力，在那些已经拥有良好基础设施的潮湿地区（主要在亚洲）取得了成功。其他地区被甩在后面，使得它们只能依靠进口来填饱肚子。所以，第二次绿色革命不能简单地复制第一次。而且，那些有附加条件的补贴和救助做法必须被废除，因为它们扭曲了价格，阻碍了地方市场的发展。根除饥饿，最终是一个全球关切的议题，因为由饥荒和食品价格通胀产生的溢出效应——从公共健康危机到政治不稳定——可能会在国际层面发生反响。——《耶鲁全球》
饥饿的世界：一场无声危机正呼唤紧急行动
发达国家应该对援助进行改革，发动一场新的绿色革命
Tuesday, July 7, 2009
【图】粒粒黄金：非洲饥饿人群在一场无声的食品危机中寻觅捡拾谷粒。
芝加哥】由于这个世界仍在艰难地应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萧条，所以甚少有人关注数量正在逐渐上升的饥饿人群，以及未来几年内即将出现食品危机的可能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世界现在有超过十亿人正处于长期的饥饿状态之中。尤其是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南亚的一些地区，停滞的农业生产力、上升的食品价格，和如今正在下降的收入，已经使世界岌岌可危地濒临人道主义危难，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动荡。世界必须把避免这样一场灾难提到全球议程中很高的位置。7月8日至10日于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首脑峰会，就是起步的契机。
令人惊讶的是，正当我们的世界越来越都市化，穷人和挨饿者几乎全都集中在农村地区。这个世界上有12亿人仅靠每天不足1美元过日子，而其中的大多数人——几乎达7亿人——是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地区的小农、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这些人由于几十年落后的农耕生产力而无法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更别提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生活了。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饥饿的人是妇女和孩子。妇女占到非洲农民的80%，但她们只能使用5%的非洲大陆农业用地、信贷及延伸服务，这是该区域谷物平均产量为美国和欧洲产量的五分之一的一个关键原因。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占全球营养缺口的55%，而这对孩子的身体和智力发展有着破坏性影响。南亚全部孩子中几乎有一半孩子(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农场)的体重都低于其年龄的要求。
1960、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开创了一个食品富足的时代，这一切似乎还近在眼前。但为什么如今我们还会面临这样一场危机呢？1980年代开始，世界不再关注农业的发展。包括新种子、肥料和农场实践的种种绿色革命技术，与（主要位于亚洲的）足够的基础设施（例如市场道路）相结合，给我们带来了灌溉作物产量的急剧增长，尤其是小麦和稻米。这些突破性发展给人们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即全球的食品和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而实际上，当时的绿色革命并没有波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南亚的干燥地带。
结果，对农业的国际支持和发展中国家在农业上的投资在1980、1990年代急剧下降。1980年至2005年间，对低收入国家农业发展的国外援助从占全部援助的17%降至3%。到1990年代，全世界在农业研究上的公共支出增长率降低了一半。由于人口增长和饮食变化（生产1磅牛肉需要3磅谷物），对食品的全球需求正在上升，已经超过了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增长速度。例如在非洲，玉米的人均产量，自1980年以来实际上已经下降了14%。非洲人口到2050年的预期增长，意味着非洲农业生产需要翻一番，才能将饥饿人群的数量维持在今天的水平。
食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进口予以填补的。发展中国家的商业谷物进口在1990年至2008年间几乎翻了三倍。但是，对食品进口越来越大的依赖，使这些经济体，尤其是它们最贫穷的人民，暴露在了世界市场价格巨大摇摆的风险之中。在2008年上半年，一些国家的谷物价格上涨了两倍或三倍。此后在许多国家，谷物价格虽下降了50%到60%，却仍维持在它们10年来的平均水平之上，这样就扩大了极度贫困人群的队伍，这些人在食品上要花费其收入的50%至70%，而他们的数量至少达到1亿人。
这些都是未来的危险征兆。在未来几十年内，改善农业生产力将变成一项更具有（而非更少）挑战性的任务。可耕种土地的供给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逐渐减少。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南亚地区的半干旱热带区域，缺水已经成为一种束缚，因此在这些区域，土地的压力很大。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的规划，包括严重干旱在内的极端气候在类似这些地区有可能会发生得愈加频繁。当世界从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收入增长和饮食变化将再一次向全球食品供给施加巨大的压力。
但也有好消息。我们知道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场收入——通过将适应性农业的研究、经过改善的教育及其推广以及市场发展结合在一起——把它们全都用于小农，尤其是女性农民。新一代的种子和农耕实践，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有可能提高产量和农场收入。一场新的绿色革命对此将有所助益。虽然绿色革命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批评，指它们仅仅惠及大型农场、破坏环境，但是晚近的研究却表明，小农也得到了同样多的实惠。其实，如果没有提高产量的技术，那么农业向边缘土地的扩张则可能会引起更为严重的环境破坏。
最优先且最重要的需求是，将农业重新置于全球发展议程的顶端位置。我们似乎已经忘了，如果不首先发展农业，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无法实现稳定的增长，无法提升到中等收入的地位。
有迹象表明，改变是有希望的。世界银行已经宣布要重新关注非洲的农业发展。2009年4月的二十国首脑峰会提出了这一诉求，而且八国峰会预计也将在本周会议上发布关于全球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声明。根据农业发展新非洲伙伴计划（the New African Partnership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简称NEPAD），非洲国家已经约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对农业的改善。
美国已经行动起来，努力重振其在全球农业发展方面的领导地位。总统奥巴马已经宣布，他支持将美国在国外的农业援助增加一倍。由参议员卢戈尔（Lugar）和凯西（Casey）提出的立法法案，提议对美国农业发展援助方案进行全面的革新。
然而，第二次绿色革命不能复制第一次绿色革命。它必须是援助国、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之间一种合作的结果，而且其目标也必须是由非洲和亚洲的合作国家来确定的。它还必须在这些国家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农商企业和致力于减少饥饿和贫穷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创造出各种公共－私人的合作关系。由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简称AGRA）之类的组织，代表了一些具有高度创新意义的路径，而这些路径可以通过上述合作关系加以实现。
发达国家的反生产政策（counter-productive policies）也必须予以改变。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农场补贴扭曲了全球市场价格，削弱了非洲和亚洲的小农。欧洲反对非洲农业使用基因改良种子的做法，已经妨碍了生产力的增长。美国要求接受资助的国家以其获得的资助来购买美国商品的做法，也产生了抑制地方市场的作用。
尽管以上政策失误有待修补，但是2008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的冲击还是揭示出了某种希望，那就是，即便在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这一人类最根本的需求能够再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马歇尔·博顿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曾主持最近一项委员会主办的关于美国全球农业发展政策的研究。
2009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