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重塑亚洲——第二部分

上 海：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揭晓的七个月之后，中美两国准备发起它们的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在选举期间及之后的那些有关中国“汇率操纵”和掠夺性贸易的强硬言辞现在都成了遥远的记忆。全球经济危机这一现实和全球气候变化这一 日益备受关注的问题为这两个引领世界的国家进行更密切合作增加了新的动力。

在 布什时代，北京和华盛顿发起了两种高层会谈——一种是高层对话（Senior Dialogue）（或称战略对话（Strategic Dialogue）），另一种是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它们曾经在及时讨论国家、地区以及全球等层面的安全与经济问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通过调整各自政策而协调各自的定 位。

在宣誓就职约两个月后，奥巴马总统同胡锦涛主席达成一致意见，合并上述两种会谈并将它们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要通过这个平台加深两国关系。

在这位新任美国总统治下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中美就为两国关系定下基调，这的确令人赞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这两国将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讨论有关安全与经济问题——无论是迫在眉睫，还是长远问题。

这 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美国更换了领导人，他面临着重大挑战和各种新的应予优先考虑的事情。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还是第一次遇到由金融危机引发 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随着失业率接近10%，如此严重的经济滑坡正在影响美国人生活和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白宫要起草一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奥巴马总统很可能会把这一点列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

在 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免于这样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已经受到影响：它的GDP增长率在2008年第四季度同比下降将近一半，尽管在2009 年第二季度增长了7.9%。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感受到了美国人消费兴趣和能力的丧失。中国在出口方面长达数十年的竞争力瞬间变得不堪一击， 这使得它更难以使其货币升值。

由 于中美相互之间高度依赖，它们不得不共同应对这场危机。二者都需要在刺激各自经济的同时为彼此创造机会。中美也许都想过“只买国货”这一对策， 但是它们都不得不使自己摆脱这种简单的想法。在美国需要中国继续购买其国债——而且事实上中国不久前刚购买了3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同时，美国政府 也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去恢复美国经济和在美的外国资产，中国资产也在其中。

由 于奥巴马总统在关于全球问题的国际合作上采取开明的政策，中美两国可见愈来愈多的合作机会，但是冲突的可能也很多。在合作方面，北京和华盛顿现在都更加愿 意在国际论坛上进行相互磋商之后再做出重大决定，重开朝核六方会谈和制裁北朝鲜最近的导弹和核试验是如此，探索关于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也是如此。

但 是，三月份发生在中国经济区内的美国侦察舰和中国船只相遇在内的那些海上事件，却凸显了围绕水资源和海底资源控制而产生的日趋紧张的局势。一些新近发生的 不幸事件还包括美国船“无瑕号”（USS Impeccable）同中国船只相遇以及中国潜艇撞上美国海军驱逐舰“约翰·麦凯恩号”（USS John McCain）所拖曳的水下声呐系统。这些事件表明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两国海军的舰只发生碰撞的可能性愈来愈大，故而值得特别关注，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

布 什政府对全球社会给地球降温的各种努力曾置之不理，还因此退出了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而奥巴马总统却致力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并由此给中国提出了一个难题。中国和美国，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可能产生新对抗 ——是否有必要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而且是否有必要承诺在特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中国一直都支持这套制度，自愿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增加，但却没有定额任务强制其采取如此行动。然而，随着奥巴马政府使美国重新致力于气候变化问题——这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中国感到了被迫追随美国的不公平压力。

中 国觉得没有必要减少其二氧化碳排放的纯增加额，也不准备这样做。相反，北京认为，作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在过去的150年内一直是世界头号二氧化 碳排放国，无论是按人头算还是按总量算。虽然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降低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它们需要根据他们的能力和排放量来分担责任。发展中国家或许会赞 同这种观点，但发达国家却可能会认为，如果中美这两个应该为全世界4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责的国家不能够同时承担起降低它们的排放总量而非纯增加额的责 任，那是不公平的。

白宫和美国国会正在讨论一套二氧化碳税收方案，如果美国消费者购买了那些没有足够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的商品，那么该方案就会对他们课税。这已经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因为它认为该政策是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是违反WTO规则的。

这 些以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为中心的问题将会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得到解决。在本质上，它们既是合作，又是竞争。显而易见，中美关系日渐成熟和复杂：在合作范围 不断扩大的同时，它们竞争的焦点——更多的基于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也正在发生转变。同样明显的是，那些紧张的“传统”领域——台湾、人权、防止核扩散以及贸易失衡——并没有消失，但是新出现的问题——公平的经济/贸易关系、货币兑换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等等——却正左右着两国将如何发展其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争议的近海纠纷凸显了两国间相互的战略性规避（strategic hedging），但是它们可能会在今后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简称为MMCA）的会议上得到讨论。

另 外，中美两国将再次通过对话和谈判来处理它们的关系。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来回接触，它们都已经非常清楚它们共享的利益巨大，故而不能冒险进行严重对抗。它们 现在也非常擅长于通过谈判去平衡各方利益。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该不仅服务于战略观点的交换与战略意图的测试，还应该服务于新兴纠纷的解 决与合作的加强。此类任务迫切要求最高领导集团的参与和承诺。战略与经济对话正是达致此目标的绝佳场合。

中美两国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迁。美国正处在继续衰败还是超越自我的十字路口。中国可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期望承担与其业已提高的能力相称的更多责任。虽然这两国是否会形成两国集团不是关键，但可确定的是，它们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既是必要，也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