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N1流感病毒：面对全球扩散，各地反应不一
今年春天，对甲型H1N1流感——也叫做猪流感——的某些反应令人想起在2003年SARS这一流行病。那就是，某些国家为了防止病毒传染，实行旅游限制及隔离措施。但西东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指出，这种做法直接有悖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结论。该研究发现限制旅行并不能延缓SARS的传播。事实上，甲型H1N1流感可以在没有病症的个人之间传播，而且该病毒的散播速度也比SARS要快得多，这两点加起来使隔离和旅行限制难以奏效。而且，采用这些用处不大的措施只是浪费公共卫生资源。随着秋天这个流感爆发的季节渐临北半球，对甲型H1N1流感新个案的反应进行监控变得十分重要，尤其当上述限制病毒流行的做法在大范围使用的时候。在全球经济还处于脆弱的阶段，上述手段对全球经济可能是有害的。此外，资源配置偏差的受害者不仅是个人，还有努力刺激经济的政府，因为金钱都花在政治需求之上，以便维持控制和稳定的假象，而不是用于公共卫生的需要。就目前阶段看来，大流行病已经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组成部分，但政府对疾病流行的反应却非如此。
H1N1流感病毒：面对全球扩散，各地反应不一
传染病是全球性的，但在抵御它们时的政治考量却肯定是地方化的
Tuesday, September 1, 2009
纽约：甲型H1N1流感病毒，一般叫猪流感，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夺走至少2185条生命，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困惑，以及对未来非同一般的不确定。世界卫生组织虽然把该流感宣布为全球爆发的流行病，也就意味着它对全球造成威胁，但同时却建议不采用旅行限制的措施。更怪异的是，中国在SARS危机期间遮遮掩掩、消极的做法招来了世卫组织的苛责，但这次却无视该国际组织的建议，设立严格的旅行壁垒。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么？怎样做才能防止该病毒造成更大的损害？这些问题困扰着全世界的卫生官员和公众。后一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只有在秋天降临北半球时才能揭晓。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做法似乎对国家的政治生活—— 而不是其公民的健康——影响更大 。
五月一日，尽管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确诊病例，中国政府还是叫停了从墨西哥飞上海的直航航班。在超过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也是唯一在飞机机舱内实施体温检测和对乘客进行群体隔离的国家。到七月初为止，中国把成千上万人-- 包括在放暑假的外国学童-- 扔到了政府指定的隔离设施。
这一严苛的疾病控制的方法公然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反对限制旅行的建议。由于世卫组织在2003年SARS流行期间建议实施出境检查和禁止旅行，该组织新的建议招致亚洲部分知名科学家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把遏止SARS传播归功于限制旅行的措施，但他们却忘记了，世卫组织2004年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旅行限制措施并没有延缓SARS的传播。流感病毒给出境检查带来了特别的挑战：跟SARS不同，它可以通过没有病征的载体传播。流感病毒传染性更大，移动速度更快，以致不能用对付SARS的方法来控制它的传播。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中国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病例是通过严格的边境检查发现的。
在SARS流行期间广泛使用的隔离措施，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当作万能药来对付甲型H1N1流感。隔离（Quarantine）一词源自意大利语“quarantina”，指在十四世纪黑死病肆虐期间威尼斯城所实施的大约四十天的隔离期。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隔离措施曾在军事单位中得到严格实施，但即使这样都无法阻止流感的传播。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范围传染期间亦是如此。截至六月十八日，根据最新的传染病数据显示，在中国只有23个病例是在非自愿隔离的时候确诊的。
限制旅行不仅对遏止疾病传播没什么好处，而且对已经饱受创伤的世界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它影响了旅游和贸易，有碍透明和公开，而后者正是全球对疾病爆发做出反应所必需的。墨西哥跟中国一样，采取了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在疾病爆发的第一周内，这些措施招致了23亿美元的损失。严苛和侵扰性的疾病控制措施也可能削弱一国的疾病监控能力，因为有症状的人们可能会因为害怕隔离或者背上污名，而选择躲避公共卫生机构。更糟糕的是，这些措施浪费了为杀伤力更大的微生物而准备的有限的卫生资源。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劳里·加勒特所指出的，截至七月，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疲态，资源不足的迹象也开始显现。
矛盾的是，尽管已经证明围堵措施收效甚微，一些国家仍然不愿意转向以减少损失为主导的策略。对于那些对SARS记忆犹新的国家来说，它们咄咄逼人的反应也许可以理解。但跟SARS不同，甲型H1N1流感是相对比较温和的病毒。它的毒性跟季节性流感差不多，且远低于令人生惧的1918年大流感病毒和SARS。它的传染能力与季节性流感和1918年大流感有相似之处，但没有SARS那么恐怖。
尽管如此，正是甲型H1N1病毒的温和特点，成为全球流行病规划和控制的最大挑战之一。由于曾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导致下一次全球大流感的病原体的H5N1引发的死亡率很高，，世卫组织的全球大流感传播警告系统便将注意力集中在流感病毒的区域扩散问题之上。当有证据显示，在世界不相连的两个地区，病毒在人与人之间持续地传播，就可以宣布大流感全面爆发，也就是警戒级别的第六级。因此，致命性不高但传播迅速的甲型H1N1流感——而非高度致命的H5N1流感——暴露了世卫组织警报体系的漏洞。在一周内，世卫组织的警戒级别就升到了第五级，显示全球大流感“即将到来”。到五月八日，升到最高警戒级别的标准已经满足，但该组织直到六月十一日才宣布大流感全面爆发。
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信号含糊不清，某些政府利用了这种含混，在对付甲型H1N1流感的过程中，追求各自的政治目标。中国政府数次引用了世卫组织的支持，来为它对流感爆发的过度反应辩护。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未能区分SARS和甲型H1N1流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国人和国际社会展示一个关爱人民的政府能完全控制局面。还有一个月就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政府对付甲型H1N1流感强有力的措施有助于提升其合法性。《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85％的中国人支持政府严苛的抗流感措施。《财经》这本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指出，相对社会和经济稳定，公共卫生人员、甲型H1N1流感患者、以及与患者有亲密接触的人们因这些措施所付出的代价无关轻重。
2009年对甲型H1N1流感的反应见证了我们对于作为全球化特征之一的疾病缺乏足够认知。尽管常识都告诉我们，病毒在全球旅行并不需要护照，部分国家仍然以已使用数百年之久的老方法来“围堵”甲型H1N1流感的迅速传播。随着流感季节即将来到北半球，科学家们正试图找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行踪。让人觉得悲哀又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当一场毒性更强的第二波甲型H1N1流感卷土重来，导致数十亿病例以及比季节性流感更多的死亡时，世界卫生组织才不会被人们指责为空喊狼来了。该组织这一预告的前提是建立在八十年前的一次大流感之上，而当时实验和流行病学的能力都十分有限，且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当健康已经从人道的、技术上没什么政治含量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在政治议程中占有显著地位的问题时，科学在推动针对公共卫生威胁的干预上的能力则进一步受到削弱。简言之，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政策制定者需要更新他们对疾病威胁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策略。
黄严忠在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约翰•怀特海德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副教授暨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全球健康治理：健康安全新范式学刊》的主编。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