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动机何在?

每天有关自杀性爆炸的报道都让人揪心害怕,可它们甚少揭示袭击者动机背后的深层缘由。但是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的一个综合性数据库早在1981年就开始搜集这类袭击的相关信息,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此类动机。里亚兹•哈桑(Riaz Hassan)教授告诉我们,研究结论令人吃惊。他关于自杀性爆炸的专著出版在即。他指出,比如说,传统看法认为,自杀性炸弹袭击者是疯子或宗教狂热分子,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炸弹袭击者个人并没有表现出有人格障碍;袭击本身往往有政治动机,要实现具体策略性目标,例如迫使对手让步或吸引更多支持。此外,动机是复杂的:“羞辱、复仇和利他主义”都驱使个人去从事自杀性爆炸,让相关群体宽恕这种行为。的确,正如哈桑所指出的,参与自杀性爆炸能够实现从“个人到共同体”的一系列目标。如果不理解这些动机并针对它们采取措施,试图终止自杀性爆炸的政府或组织看来很可能会撞上南墙。——耶鲁全球

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动机何在?

对一个综合性数据库的研究得出惊人答案
里亚兹•哈桑(Riaz Hassan)
Thursday, September 3, 2009

模范祖母:巴勒斯坦年龄最大的自杀性爆炸袭击者 法蒂玛•奥玛•安阿娜雅尔(Fatma Omar An-Anajar)于2006年11月23日在加沙引爆自己。她的照片被家人举在手中。

阿德莱德:自杀性炸弹袭击十分致命,同时能引发骚乱与恐惧,因此成为了恐怖组织的一种 特别武器。几乎每日都有对自杀式袭击致死的新闻报道,令人沮丧,但这些报道甚少解释袭击者的动机。在1981至2006年间,共发生1200次自杀式袭 击,占全世界恐怖袭击总数的4%,杀死14,599人,占所有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死亡人数的32%。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自杀式袭击?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具体数据,可以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自杀 性恐怖主义数据库(Suicide Terrorism Database)是世界上最具综合性的数据库。它收集了发生在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斯里兰卡的自杀性爆炸的相关信息,这些爆 炸加起来占到1981至2006年间所有自杀式袭击的90%。对该数据库信息的分析,使人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线索:正是政治而非宗教狂热,致使恐怖分子引 爆自己。
人们普遍认为,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性格及其宗教信仰是首要原因,但该数据库所提供的证 据在很大程度上质疑了这种观点。它表明,虽然在招募和激励在未来有可能成为自杀性爆炸袭击者的人员时,宗教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自杀性炸弹袭击的驱动 力却不是宗教,而是混合了各种动机,包括政治、羞辱、复仇、报复以及利他主义。在不同国家自杀式袭击兴起的背后都存在各种政治冲突,这些冲突的具体情势塑 造了这些动机。
2003年10月4日,29岁的巴勒斯坦律师哈娜蒂•贾拉达特(Hanadi Jaradat)在海法市(Haifa)的马克西姆餐厅(Maxim restaurant)引爆了捆在腰部的自杀性爆炸装置,炸死20人,伤及更多人。她的家人声称,贾拉达特的自杀任务既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其兄 弟和未婚夫的行为,也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杀人掠地的所有罪行。发生在以色列的许多自杀性爆炸事件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报复以 色列人的所作所为。
2007年9月,在对临近叙利亚边境的沙漠小镇森加尔(Singar)的一个伊拉克叛 乱分子营地的一次突袭中,美军发现了超过700外国战斗人员的传记。他们惊讶地发现有137人是利比亚人,而其中的52人来自名为达尔纳合 (Darnah)的利比亚小镇。如此多的达尔纳合年轻人之所以前往伊拉克执行自杀任务,其原因并不是全球圣战的意识形态(the global jihadi ideology),而是在这些年轻人当中,绝望、自尊、愤怒、无力感与当地的抵抗传统和宗教热情混合在一起,需要爆发。类似的混合感觉现在也正在驱使年 轻的普什图人(Pashtun)自愿执行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自杀任务。
在人口统计学上,绝大多数自杀性炸弹袭击者都是年轻男性。除此之外,没有证据去确立一 套由人口统计、心理、社会经济以及宗教的变量组成的、可以从因果关系上同自杀性爆炸袭击者的性格或社会经济出身联系起来的稳定分析框架。除了少数情形以 外,他们的生平也无法证明暴力性军事活动与人格障碍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大多数自杀性爆炸袭击者通常都心理正常,深深地融入社会网络,而且情系民族共同体。随意给自杀性爆炸袭击贴上“疯狂”之类的标签,只表明人们无力探讨更深层的原因,也无法增进我们对自杀性爆炸现象的各种原因的理解。它们只不过阻碍了我们发现它的真正性质、目的和缘由。
在解释自杀式袭击的过程中,理解恐怖组织的逻辑要比理解个别动机更为重要。自杀性爆炸 具有很大的象征价值,因为实施爆炸者自愿赴死表明他们对其事业有着坚定的决心和高度的献身精神。它们象征着正义斗争,激发大众的支持,催生对恐怖组织的经 济资助,并且成为吸纳执行未来自杀任务新成员的渊源。
自杀性爆炸有利于资助组织的地方有两点:强迫对手做出让步,和让该组织在获得选民支持方面具有胜过其对手的优势。与自杀性恐怖主义是非理性宗教狂热的产物这一普遍印象相反,自杀性炸弹袭击肯定是一种政治驱动的现象。
在塑造促成自杀性爆炸的亚文化的过程中,无论在组织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羞辱、复仇和利他主义似乎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羞辱是一种情感过程,它通过攻击行为,降低对方和他人关于对手是否值得尊重的看法,达到训诫目标方的目的。
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的监狱,美国看守利用了伊拉克社会对如何才是有尊严、自尊的国民的看法,以那些训诫的做法羞辱了囚犯,但这些行为也被理解为和视为是对所有 伊拉克人的羞辱。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公布后的几个月里,发生在伊拉克的自杀性爆炸每日激增。与此类似,在镇压叛乱行动——包含随意搜查住所、审 讯、逮捕和其他侵犯人之尊严的活动——之后,自杀式袭击也增多了。
人们容易对被他们认为不正义的事情产生强烈的反感,其阴暗面就表现为复仇。复仇欲望的后果就是个人愿意牺牲去实现复仇。复仇的企图似乎可以达到一系列目标,包括矫正所认为的不正义行为,恢复图谋复仇之个人的自我价值,并且遏制未来的不正义行为。
复仇也是对一个受害群体所遭受的漫长苦难的回应。整个过程的核心是人们对人身伤害、不公平和不正义的认知,以及与此类认知纠结在一起的愤怒、愤慨和仇恨。
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复仇,而年轻人比年长者更愿意采取复仇行动。于是,大多数自杀性爆炸袭击者是年轻男性,也就毫不奇怪了。
自杀性爆炸中的自杀在性质和意义上与普通自杀显著不同。自杀性爆炸属于利他主义的自杀 行动。这类行动者认为,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轻于群体的荣誉、宗教的价值、或者其他集体利益。长期的集体苦难、蒙羞和无奈让人们对接受死亡的态度打上了宗教和 民族主义的烙印,政治组织利用了这种接受死亡的态度,让人们相信,自杀性爆炸是宣泄绝望、被剥夺感、仇恨和不正义感的方式。
对个人而言,参与自杀任务并不只是死亡和杀戮,而是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可以实现从个人 到共同体的多重目标。这些目标包括赢得共同体的认可和政治上的成功;解放家园;获得个人的救赎或荣誉;用殉难来实现共同体的存续;拒绝接受征服;寻求对个 人和集体蒙羞的复仇;传达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信念;表达内疚、羞愧、物质和宗教上的回报;逃避被占领时期不堪忍受、日渐恶化的生活状况,远离无趣、焦虑和 反抗。这些目的的组合会发生变化;在作为策略和武器的自杀式袭击兴起的背后,存在各种政治冲突,这些冲突的具体环境决定了动机是如何组合的。
自杀性爆炸的缘由并不是个人的精神机能障碍,而是更广泛的社会环境。理解和把握这些环境,对于提出适当的公共政策和应对策略以保护公众来说至关重要。
实施自杀性爆炸的是那些出于上述各种动机的个人,他们与建立在特定群体之上的各种组织 联系在一起。要减少对恐怖组织的支持,在策略上可以探索用不同的方式,劝导特定群体放弃此类行为支持。在改善那些培育自杀性爆炸的亚文化的社会环境这方 面,在策略上如果能以具体有效的方式消除或者至少处理集体怨愤,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形中会立竿见影。至少要实现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和他们的资助 者与支持者所共享的一部分基本目标,因为在这问题上如果没有实质性进展,就不可能减少对自杀性爆炸袭击的支持。
里亚兹•哈桑(Riaz Hassan)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Adelaide)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ARC 教授研究员(ARC Professorial Fellow)和该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他的著作《以生命作为武器:自杀性爆炸在全球的兴起》(Life as a Weapon: The Global Rise of Suicide Bombings)将由墨尔本大学出版社(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