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十周岁诞辰所面临的挑战 –上篇
中国在许多方面就是一个矛盾无处不在的地方，让外部观察家眼花缭乱。吊诡之处最明显的莫过于其经济：由市场主导资源分配，却同时受共产党的监视。但正如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帕纳•巴德汉（Pranab Bardhan）所注意到的，矛盾存在于更深层面。在中国某些最大型的企业中建立私有制就绝对是盘根错节的事，这些企业的所有人要么和党员有家庭关系，要么本身就是党员。再者，国有企业由政治家庭控制着。政治联系和商业之间含糊不清的界限已经导致了对权力特别恶劣的滥用；这种滥用是资本主义本身所有的掠夺性倾向，却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立意要消灭的。正如巴德汉所指出的，事实上，许多政府官员现在发现无法控制他们自己同事的唯利是图、狼狈为奸和大肆掠夺。但有观点认为，只要控制经济的仍然是国家，这种弊端必将在中国蔓延。尽管毛主席相信矛盾是社会的本质，不知道他能否想像到当今中国所存在的各种矛盾。 ——耶鲁全球
中国六十周岁诞辰所面临的挑战 –上篇
资本主义让世人俱感惊奇，但对此最百感交集的也许会是毛主席
Friday, September 25, 2009
加州柏克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岁诞辰逐步靠近，人们不禁要对它过去几十年风起云涌的历史进行总体反思，尤其是那历史开的玩笑：当今世界上最蓬勃的资本主义是在自认是共产主义的国家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首次就矛盾的本质问题说到：“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但如今的矛盾早已超越了毛泽东哲学想像的范围。
虽然党仍继续着权力的垄断，市场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资源的主要分配方式。这就跟台湾在国民党专制时期差不多，当时反共的国民党在组织上走的是准列宁路线。虽然大多数人都同意，私营领域现在是中国经济最有动力的一部分，也创造了大部分职位，但实际上要找出私有制在（非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却不是直接明了的：要把中国公司按照所有制分类，或者要区分私有、公有或半公有的控制权，并不容易。黄亚生在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即使是中国最出名的私营企业“联想”和“华为”，所有权结构也是相当纠缠不清的。
当然，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的阴影下，中国私营领域要发展，这种局面就是后果之一。直到1988年，雇员超过八个人的私营企业都是不允许的。许多私人公司要在雷达下活动，采用各种伪装，跟地方官员进行桌底交易，根据变化中的规范边界不断调适。部分人过去是“红顶资本家”，躲在地方集体企业的幌子背后。直到九十年代后期，他们才慢慢脱下红帽，开始见光。许多小型和地区性的国有企业经历了私有化，原来的厂长经理成为了新的所有人。如今，大概有超过半数的非农业产出（但并非固定资本投资）主要来自私人所有或经营的领域。 目前，大约由三分之一的私人企业主都是党员，其中包括那些官员下海，变成企业家的；党籍有助于他们获得国家的财政资助、更多的保护及合法性。
当然，众所周知，部分企业家实际上是党内官员的朋友或亲戚。（《明镜》在2007年2月27日报道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中央党校所做的研究，指出个人财富超过1亿（大约是1千4百万美元）的3320名中国公民中，2932名是高干子弟。许多国有企业也控制在势力庞大的政治家庭手中。）一个新的政治管理阶层就此产生了，他们在过去二十年中把他们位置所赋予的权力转化为财富和权力。创业的野心所带来的动力，加上在一个专制国家中任意武断的权力，特别促生了腐败和资本主义的各种掠夺方式，而市民社会机制的缺席无法对其起遏止作用。掠夺中最触目惊心的也许要算在城市和农村中对土地的攫取。例如，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商业地产发展商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欺压老城里的居民区，居民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家房子被标记为拆迁户，打上“拆”的白色印记，基本没有什么救济手段，也没有充分补偿。
腐败和资本主义的各种掠夺方式还有着显而易见的全球化影响。当外国企业想在中国投资，或者中国企业想在海外获得控股，决策过程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损害，包括任意的政治干涉、桌底交易、回扣和利用权力索贿。《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关于在非洲的海外援助的报道，指出中国海外援助的承建商打通了政治网络，其行动往往处于灰色地带。
国家已经放松了早期对价格的控制，允许市场和追逐利润成为国内经济生活的主要组织原则。但是，在主要商品领域，还有交通和金融，国家仍然占主要地位。部分国有企业是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主要角色。总体而言，跟那种关于国有企业的刻板的印象不同，许多国有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拓展投资者的基础，甩掉传统社会和政治的包袱。在工业和服务行业，国家仍然控制着比较大型、利润比较高（边际受益高、垄断性）的企业。国家对私营领域的管制也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国家通常的做法。除了对私营企业施加间接控制之外，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国有企业带着国有银行提供的充裕的贷款资金，接收了部分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的中小型私营企业。正如一位中国银行高级官员所评论的（引自《金融时报》2009年8月24日），“当你跟裁判竞赛的时候，要赢是很难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企业基本上按照商业规则运作，但国家仍然对大份额的资产有着控制权，那算是资本主义的企业么？有人认为，如果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原则被遵守的话（尽管这一规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总能得到实施，如日本和德国），那就是资本主义。但也有意见指出，只要控制权实质上仍在国家手里，而国家总是有可变性很强、本质上任意武断的政治考虑，资本主义内在的动力逻辑就会缺失，政治成为主导。在2008年底，当中国首富黄光宇被捕，许多人猜测他最严重的罪就是他已经变得太过强大，让领导们有点寝食不安了（想想普京阴影下的俄罗斯）。
尽管如此，也许有理由相信（尽管这不足以让国际商业社会安心），虽然共产党可以迅速地消灭个别的资本家，但领导层要消解资本主义关系的整个网络则难得多：如今，这一网络微妙地布满了各种通过“关系”相互纠结的既得利益。个体企业家跟国家有扈从关系，而国家虽然有相对的自治，但如今已经和一个以利润为主导的系统充分结合起来。这个系统被视为在国际经济方面超凡的技能，有利于政治合法性，还是国家的骄傲，但政治领导层可能会发现该系统也是难以驾驭的老虎。在地方层面上，地方官员跟地方商业同流合污，做出一些最糟糕的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举动（土地征收、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或者是毒素污染），中央领导层就算掌握着控制地方官员提拔的工具，仍然常常发现很难管治他们。无论如何，从官方角度看，共产党的组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党员如今已不在是工人或农民，而是专业人士、大学学生和商人。
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下的矛盾和含混之处。 无论是毛同志，还是如今跟这奇怪的混合物打交道的西方的资本主义企业， 这个场面都是他们无法预见的。
帕纳•巴德汉（Pranab Bardhan）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的下一部著作《醒来的巨人，原形毕露：评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的崛起》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