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哥本哈根:如何给地球降温

从现阶段来看,各国要在今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就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取得很大成果,希望渺茫。而且,要达成能取代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气候协议,还涉及许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更不用说超越《京都议定书》了。的确,在本文作者戈登•史密斯(Gordon Smith)、彼得•希普(Peter Heap)和巴瑞•卡林(Barry Carin)看来,要让192个签约国就这样一项多部门方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但坚持现行的做法,似乎也无意义。众所周知,达成新协议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不应为逆转并非由它们所造成的气候变化趋势买单,即便眼下它们是气候变化的主要促成者,而发达国家则认为不应当由它们全部承担逆转气候变化趋势所需付出的高昂成本,因为这会使它们的经济处于劣势。以上僵局在部长会议层面上无法得到解决;只有各国政府领导人通力合作才能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作者相信,20国集团(G20)是促成此项协议的最合适的机构。到目前为止,20国集团应对经济危机有力,体现了集团成员国之间充分的协调能力。无论20集团的成员多么具有代表性,一定会有人取笑这个由少数国家组成的集团,称这种做法是对国际机构职责的僭越。尽管谁也无法保证20集团会成功,但除了20集团以外,几乎没有一个组织有这样的权威,能进行给地球降温所必须的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和妥协。——耶鲁全球

超越哥本哈根:如何给地球降温

制定可行的气候协议必须靠20集团,而非各执一词的各国部长
彼得•希普(Peter Heap),巴瑞•卡林(Barry Carin),戈登•史密斯(Gordon Smith)
Wednesday, October 21, 2009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Victoria, BC):重大的国际会议,无论结果如何,很少会以承认颗粒无收的惨况而告终。假如成功前景黯淡,与会的各国高官和部长的任务便是重塑目标、降低期望值、设计出富有成效的“下一步”或“路线图”,以及发表即便是非实质性但却给人以希望的意向声明。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会议可能会被推迟,或者在某些例外情况下被取消。对于今年12月7日到18日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组织者来说,他们无法享受取消或推迟会议的特权,但却有必要为可能出现的会议无果而终的局面设想好退路。

 
无论其成果是否可能有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第15次成员国会议(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简称COP)都将如期举行。在接下来的六周里,如果无法取得重大突破,那么到12月19日那天,国际社会将不会在遏制或逆转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上升这一首要目标上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为反映第15次成员国会议(简称COP15)代表的奉献精神和专业素质,会议将草拟一系列协议,以便他们能够就一连串对大多数局外人而言技术性太强以至无法理解的议题展开讨论。因此,持续数天的谈判将不会完全徒然无功。幸运的话,各方产生分歧的领域将得到进一步的界定,一些“唾手可得的果实”将被摘取。将在未来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更加成形,但各成员国是否会作出有意义和具有约束力的承诺——这些承诺将直接影响到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尚未可知,更不用说为适应气候变化、制止过度砍伐森林和鼓励技术转让而确立重要的金融安排。
 
目前,专家对气候谈判进展情况的评估一致认为,哥本哈根会议要制定出一个全面完整、能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有太多技术层面的工作尚待完成。重点应该是取得足够进展,给第15次成员国会议之后的谈判回合留有余地。
 
那时,摆在成员国代表面前的选择将会比较明确——要么继续有缺陷的进程,要么另辟蹊径。第一种选择是不可取的,因为气候变化日益加速,而且192个成员国也无法就高技术、多部门和快速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然而,如果要对现行做法进行重大改变,那么各方面必须意识到,改变所需的各种决定在本质上都具有典型的政治性。
 
在召开了14次会议以后,人们清楚的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只能靠“一揽子协议”(package deal)。然而,即便各国普遍认识到了“一揽子协议”的必要性,有关协议的各项条款及其先后顺序仍存有重大争议。问题的症结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完全不愿接受温室气体排放限额,除非发达国家同意为此举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买单。“南面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分布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译者注)认为,是发达国家先导致气候变化问题的,因此它们必须为解决这一问题付出代价。发展中国家拒绝为发达国家解围而损害自身的经济发展,进而妨碍为减少赤贫所作的种种努力。
 
与此同时,如果发达国家打算采取行动,接受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参与气候变化协议的条件,那么在经历最近金融危机的创伤后依然脆弱的西方经济体将再次遭到严重冲击。此时西方国家选民的心理尤为脆弱,因此在这个时候,需要认真考虑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改变。即使发达国家领导人作出重大让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将不得不去寻求其各自的国内政治理由,以对发达国家的让步作出积极回应。
 
坦率地说,要实现如此规模的改变,需要大力运用政治意志,影响一个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只有政府领导人,而非部长或高级官员,才能作出此类多部门性质的承诺。
 
实质上,为了让所有成员国都能获得足够多的“益处”,现有的气候变化一揽子计划已经相当庞大,它超出了环保所关注的传统领域,囊括了以下各个不同领域的主要议题:能源安全、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技术转让、研发、核燃料循环管理、贸易和发展援助。为了取得最终的成功,那些牵涉到更具地方性或国家的利益的议题,可能都需要纳入上述领域之中,使某些具体国家响应上述计划,创造足够多的“赢家”,从而使任何有关气候变化的一揽子计划都得到广泛接受。
 
那么,在现有机构中,哪一个有能力打破这个僵局(它同许多其它易起摩擦的领域密切相关)?这场游戏的玩家非政府领导人莫属,因为为打破这一僵局所需做出的各种决定,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政治性极强。这个机构要能代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同时成员数量也要有所限制,以保证其通过的为数众多的协定切实可行。合适的候选机构显然是20集团。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2008年11月才组成的20集团(2008年11月是20集团峰会机制确立的时间;20集团作为机构,成立于1999年9月25日——译者注),到目前为止,在应对危机方面颇为有效。20集团正在培养合作与协调的有利机制,并且通过了对其功效的严峻考验——集团成员国不断碰头。特别是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必须充分参与全球性决策这一观念,似乎已牢固确立。正如匹兹堡联合公报的签署国所声明的那样,“我们指定20集团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
 
当然,其它人,尤其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对任何自封的、担负现有国际机构应该扮演之角色的国家间集团都十分警惕。然而,潘基文本人也认识到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产生政治动力的迫切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于9月22日在纽约召开了“气候峰会”。尽管如此,即便你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愤世嫉俗者,也会怀疑这个持续仅四小时、涉及约192位政府首脑的“互动式圆桌会议”能取得什么重大进展。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取代20集团全面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其它方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是如此。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最先以不均衡的方式波及贫困国家,准确地说,是波及那些适应性差和缺乏准备的国家。即便是发达国家,适应全球变暖也将代价高昂。不需要多久,要求出台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公众压力会越来越大(作为全球变暖的一大表征,北极暖化似乎表明全球变暖正在加速,并且超出了标准模型预估的速率)。最终,“不作为”的政治成本将高得令人负担不起,尽管到那时,一连串目前无法察觉的“转折点”也许已经发生,带来破坏性的结果。
 
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20集团直接参与气候变化谈判会即刻见效。然而,随着全球海平面在我们脚边稳步升高,如果再不接纳20集团国家领导人组成的小集团,那种试图设计《京都议定书》的替代协议的行为似乎注定了不过是苟延残喘。

 

彼得·希普,巴瑞·卡林和戈登·史密斯均供职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全球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网址是www.globalcentres.org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