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亚洲之行－第一部分

巴黎：G2——中美共治（a China-US condominium）——的幽灵，正在欧洲各国政府游荡，正如在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那个时代革命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一样。由于巴拉克•奥巴 马在启程前往北京的前夕提到了“战略伙伴关系”，欧洲各国政府的担心也开始加剧。自1996年以来，美国官方一直没有用过“战略伙伴关系”这个词。 1996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曾论及“伙伴关系”，但却略去了此前上海公开的中文表述所提倡的“战略性的”这个形容词。欧洲各国政府对G2的担心表明，主要大 国对缺乏明确的权力结构感到不安全。

      当然，美国或中国的官方或非官方发言人都承认，G2这个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缩写词，与现实的差距很大。的确，奥巴马政府放弃了前任各政府所采用的某些用语，从一开始就选择强调“多元伙 伴关系”（multiple partnerships）。奥巴马政府迄今为止最具决定性的国际举措乃是主动要与一些难以合作的伙伴国打交道，如在反导弹防御问题和进一步部署反导弹雷 达基地问题上难以合作的俄罗斯，或与美国尚无正式对话渠道的伙伴国伊朗、缅甸和苏丹。

华盛顿还再次确认了与印度始于2008年美印核协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布什政府留下来的遗产肯定会惹恼中国，这个协定也大大有助于解释 北京对新德里所采取的各种愤怒姿态。中国方面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奥巴马政府在国防领域甚至在国务院保留了许多布什时代的官员，而且美国也已经宣布不会大幅 度削减国防经费。

      对中国领导人和专家来说，他们有点不想强调中美双边合作。例如，在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上，他们或者指出美国在引发2008年全球危机方面的责任，或者鼓励 对国际经济体系进行一场更为系统的改革。在处理彼此失衡问题上，无论是他们，还是美国，都没有很公开地谈论， 中美这两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巨人可能一起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角色对第三方国家的影响。北京的智库或新闻界仍有许多坚持强硬路线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 与美国之间存在诸多战略性分歧。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指导原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正在中国复兴。中国正感到其他国家不断要求中国承担的更多的责任和负担， 而这一复兴发挥着保护防御的功能。随着中国涉足范围的扩展，其它国家的确要求中国在解决从北朝鲜问题到伊朗问题、从气候变化到非洲公共治理的一系列问题上 扮演领导角色。就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来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也已经被列入了这份有待中国参与处理的问题长单之中。

      因此，即便中国专家指出，美国的影响力和战略杠杆作用从长远看呈下降趋势，他们还是以防御的姿态坚称，美国仍然是世界的领导者。显而易见，中国更愿意置身 事外，以便保持一定距离，提出批评。这一点与中国长期的战略保守主义相吻合，但是也与那种认为西方所应承担的负担正与日俱增的观点相一致。为各当事国之间 的谈判提供良好的场所，或向某个“流氓”国家悄悄提供某些现实的建议，似乎也属于中国战略性合作的范畴。在北朝鲜问题上，即便是在北朝鲜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之后，中国仍未改变其基本立场。就台湾问题而言，美国支持的那个政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与北京保持步调一致，但是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导弹部署工作却一 直没有松懈。在南亚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公开战场），除了关于恐怖主义的官方公报之外，中国没有采取行动的任何迹象。相反，中国在某些 方面批评美国的军事介入，并敦促联合国调查由空袭造成的阿富汗平民死亡数。在制裁伊朗问题上，中国仍然是有保留的支持，这与中国对待北朝鲜的复杂立场较为 相似，只是在对待伊朗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商业利益考虑而已。中国迅速在索马里海域部署了舰只，但是却没有与其他国家进行更多的合作和协作。我们也不应忘记 2009年3月美国“完美号”监测船在中国海南岛附近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提醒着我们：中国对出现在其周边地区的美国军事力量持否定态度。

      总的来说，除了一些自以为是的中国专家对巴拉克•奥巴马赞不绝口以及奥巴马政府所提出的“全面关系”（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的总体呼吁以外，美中两国根本还没有形成战略融合的基础。那么，为什么这个G2就如同屋内的幽灵一般，每次会议以及来自美国之 外地区的许多官员都会提到这个词？原因之一就是，中美关系的外在表现至关重要。在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上，奥巴马总统在首脑会议上通常会首先向胡锦涛主 席致意。当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政府将中美关系升级为“我们最重要的关系”（our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然而，其它国家对它们自身弱点的担忧也刺激了他们对G2的讨论。欧洲暂时的沉默，乃是因为其长达八年的制度改革辩论所致。日 本正在遭受双重危机——经济衰退和政治不确定。俄罗斯依然资源丰富，但是金融危机使它必须有一种新的谦逊态度。印度尚未像中国那样度过危机。除了中国，只 有巴西在这段充满考验的时期中站稳了脚跟。

      这不仅催生了各国对全球趋势的无助感，而且中国和美国都在其伙伴国身上察觉到了这一弱点，并为了自身利益而对之加以利用。对于美国来说，美国能否摆脱金融 危机将取决于世界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展示其毫无争议的领袖地位是关键。对于中国来说，关键因素有两个。这场危机是中国利用其金融资源和强大的政府，在所有 领域获取各种决定性收益的绝佳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它的伙伴国面前从未如此坚定自信。这不仅对欧洲——其内部的不团结让“欧洲”这词的讽刺意味日深—— 来说是如此，而且对日本和印度来说也是如此。鸠山由纪夫首相（Premier Hatoyama）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呼吁受到了冷遇。印度在理论上是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巨人；但领土问题和其他象征性问题正无情地考验着印度。

      但是第二个因素也正在起作用——中国同意支持美国庞大的货币政策，但却必须将这种意愿隐藏起来。中国的领导人不能承受一场关于他们与美国关系的国内政治辩 论。他们不能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完全公之于众：那就是通过密切的货币合作来拯救他们的债务人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债权（outstanding claims）。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与华盛顿保持一定距离。

      因此，这是中国领导人，也是美国此后继任政府，防止损失的手段（这在当下被称为“管理风险”）。中美和其它国家相互沟通，谈论多边主义或者“和谐世界” （harmonious world）。当然也有专家在讨论中美之间的“彼此不信任”（mutual mistrust）。对中美双方而言，事情真相与其说是双方彼此不信任，不如说是双方在政治上羞于绕开政治体系上的巨大差异去承认G2的存在。G2的正常 运转并不需要双方在每个问题上都达成共识：只需双方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高效的角色，而且都有能力以自己的行动伤害或帮助其它国家。

      这就是所有其它人都在讨论G2的原因，而且也是为什么关于G8、G13、G14或G20的争论必须迅速产生一个可行的有关全球治理的新设计方案。如果这些设计方案失败，那么中国和美国相互依存和竞争的混合体将会规划我们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