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谷歌:找麻烦——下篇
国际贸易和金融学教授杰里弗•加藤指出,中国和谷歌的纷争其实与两种未来的前景有关。这是开放、国际化与稳定、民族主义之争。对中国而言,目标是继续把数百万人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一目标需要国家稳定,要求网络控制,那就照办。对西方人而言,他们重视法治和表达自由,中国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可能是落后的。但是,糟糕的企业管治、信用危机、以及无法在哥本哈根就扭转气候变化采取行动,都说明了西方模式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近来实在没有什么道德高地。目前,好牌似乎都在中国手里:伊朗和朝鲜问题需要中国帮忙,中国掌握着巨额美国债券,而其它企业也不愿意因为支持谷歌而伤害他们在这世界最大市场上的前景。结果,全球化可能慢下来。但是,就算互联和通讯会慢下来,这一过程不可能停止。最终,比起目前它所愿意开放的,中国将开放得多。——耶鲁全球
中国与谷歌:找麻烦——下篇
优势目前在中国,但它不可能停止迈向全球化
Thursday, January 21, 2010
纽黑文:因为成为网络攻击和审查的对象,谷歌威胁着退出中国。这不是过去与将来开战的号角,而是关于将来的两种可能性相当的前景之间的战争,其间中国占有起初优势。
当然,这不是大部分西方人所看到的。毕竟,这庞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是技术创新和跨越边界通讯的代表,让世界上许多人受益。而另一面,则是谷歌受攻击,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眼里,中国就是要阻止前进的车轮。
但从北京的角度,事情并不一样。对中国官员而言,将来可能是继续把数百万人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促进迅速发展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给世界贸易提供动力。在他们眼里,不受控制的互联网看起来就是对国家稳定的威胁。事实上,政府把国家从毛泽东失败的共产主义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和凄惨中拯救出来,保证政府的存在似乎是必要的。毫无疑问,中国官员看到的是美国财政体系崩溃,基础设施不断老化破败,基础教育系统问题泛滥,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不再有资格界定文明的走向。
谷歌和中国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是过去十年间,谷歌随着其大量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而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而中国也做出了最深远的全球化承诺,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月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两者都令人恐惧,让人觉得是掠夺者:谷歌之于许多互联网公司,就如中国之于欧美的部分国家以及位于中国后院的国家。
此外,全球趋势也加强了西方和中国各自对冲突的看法。例如,无数例子表明,历史的发展是走向政治更开放的社会,而欧美在过去两世纪中领军而行。另一方面,“自由之家”这个美国的智库每年都就个人运用政治权利和人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调查。其2010的调查中指出,这已是第四年连续录得实际发挥作用的民主政体的减少,这是在过去四十年中最长的连续下降纪录。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谷歌所促进的那种全球化将无可避免地增加。毕竟,在数千年里,人们就在寻求食物、货物、服务的过程中,不断地跨越边界,相互联结在一起,宗教、文化和思想交流混合。无论你是用商业、技术交流、移民还是文化交流来衡量全球的联结程度,这发展轨迹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全球化可能慢下来。随着许多国际金融机构被迫留在大本营附近,银行业的国际化在全球面临信用危机之际可能会遇到障碍。最近,在哥本哈根的灾难让严肃地通过跨边界合作解决气候变迁问题的前景变得模糊不清。全球贸易谈判已停止好几年;而作为在半世纪以来一直是要求更多自由贸易的领军人物,美国对全球贸易谈判沉默不语。
美国政府、财政和商业的领袖心中一直有这么一信条:与中国在经济上打交道将慢慢地、但不可避免地让中国社会接受西方价值,例如法治和表达自由。在差不多三十年间,这种参与的精髓就是让像谷歌这样的国际企业渗透中国。许多跨过公司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带来了西式的改变,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为什么不是中国?毫无疑问,正如上述国家所经历过的,西方企业中的中国雇员、以及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学生也将带来有力的西方影响。但是,多个世纪以来,西方总是没有办法打开它所想要的通道。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不接受外来思想,而是它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时间表,在自己文化和国家民族的优先考虑这一框架下,接受外来思想。四十年前,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史景迁对在1625年到1960年间在中国的西方顾问曾做如下描述:“中国曾一度超越西方,而后几乎毫无反抗之力,如今为世界提供了她自己的解决之道。”他的说法至今仍是对的。
一方面是开放、全球化和西方化,另一面是控制、民族主义和少得多的欧美影响,这两种关于未来的前景必须在特定的政治现实的背景下来考察,而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视角要比多数西方人愿意承认的要更具可行性。
首先,华盛顿对华的债务飞涨,对中国贷款和投资的依赖不断增加,加上它需要中国的帮助来防止核武器在伊朗和朝鲜的扩散,都让它无法像过去那样,为自己最大的企业之一提供持续、高调的支持,反而是处处受制。
此外,可以大胆预测,许多对北京感恩的政府将一言不发。他们中的一部分,像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和越南,加上不少前苏联和非洲的专制政府,都害怕互联网成为颠覆工具;他们都支持北京。如果谷歌和中国的纠纷让联合国投票决定的话,我敢打赌,这搜索引擎公司会输掉官司。
谷歌也不能指望从其它西方企业处得到支持;没有哪家企业会得罪北京,损害自己在中国这个迅速成长的市场的前途。
最后,与80年代、90年代相比,西方跨国企业的光环和影响力大不如前,它们的声誉也因为安然(Enrons)和美国国际集团(AIGs)受损。此外,新兴市场也在培育它们自己的成功企业,成为发达国家同行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本土企业在服务本地人方面更为精明。
希望,谷歌和中国能找到友好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在可见的将来,北京不仅持有所有的好牌,而且事实上可以通过让谷歌屈膝让步、警告其它跨国企业不要挑战其政治权威,来强化其权威,提高它在世界许多国家间的地位。
就长远看,谁关于世界的远景将成为现实?我觉得,我们将会没那么开放,没那么全球化。原因:除了中国有政治上的天时地利,其它问题,例如对隐私的关注、在互联空间中对抗恐怖主义威胁的需要等,都会让开放、不受管治的互联网的扩展步伐慢下来。尽管如此,比起中国目前所允许的,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因为中国国内的互联网系统发展如此迅速,如此充满活力。最终,那上千万掌握了技术、好奇爱追问的头脑将有能力、有动力跨过中国政府设立的防火墙。不少人已经这么做了。
杰里弗·加藤(Jeffrey Garten)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和金融学胡安·特里普教授,曾是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商务部副部长,及黑石集团(The Blackstone Group)的管理主任。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