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会走出蜗壳吗？——上篇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全球事务中一直保持低调。日本专家爱德华•J•林肯（Edward J. Lincoln）认为，尽管没有必须参加世界交流的规矩，但日本作为全球公益的主要受益方和使用者，应该更多地参与全球事务。但阻碍日本与世界增进交流的因素很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文化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及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造成的后果，使这个国家背上了负罪感，变得踟躇不前。同时，向内转型后，日本也不确定是否要向世界进军。另一方面，日本社会成分相对单一，缺乏文化交流经验，国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给自足，甚至有点孤立主义。这些确实是障碍，但日本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足以让它有更多更广的参与。如果日本想要积极寻求一个议题参与全球事务，林肯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会适合这个岛国。日本有使用非传统能源的历史，并取得了高效的能源消耗，日本可以利用这方面的成果，对世界减排发挥影响力。但参与前景并不看好。根据林肯的意见，一个国家若不肯鼓励移民来解决人口下降的险峻形势，那么也不太可能重视担任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耶鲁全球
日本会走出蜗壳吗？——上篇
气候变化对日本进一步参与国际交流是很好的平台
Wednesday, February 3, 2010
纽约：在最近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日本谈判代表几乎不见身影，至少根据媒体报道是如此。日本被认为在全球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总是低于人们对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期望。日本羞于争取与其经济影响力相称的更有力的角色，最终会加剧其经济形势下滑。
为何人们期待日本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显著的角色？核心问题是全球公益，如维和与安全，以及应对其他全球问题（气候变化、海洋渔业资源消耗、臭氧层空洞等）的领导力。没有严格的规则迫使全世界的各国政府必须参与公益事业；在过去的六十年中，美国肩负了大部分责任。美国人似乎认为，拥有经济资源的国家应该做出真正的贡献，这是一个富足社会的道德义务。 既然发展全球公益能创造一个更平等、和平与稳定的世界，那么 为国际谈判提供有用的想法，也符合像日本这样的全球性经济的自身利益。因此，自从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入富国的排行前列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政府一直在给它施压，希望它“多做一些事”：增加国际援助，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和多边军事协作（哪怕只是非战角色），以及在国际组织比如世贸组织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来帮助世界进一步开放贸易投资。日本确实“多做了些事”，但与世界各国所期待的仍有距离。这是为何？
日本裹足不前的根源，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中期。首先，日本在二战中的军事侵略造成了本国和其它亚洲国家严重的人员死亡和破坏，导致了战后沉重的负罪感和羞耻感。于是这个国家的逻辑路线是只要呆在国内就好，对世界和平稳定的贡献就是身处一个不会引起麻烦的位置。在过去二十年中，公众观念虽然已经转变，但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功用仍抱有深度怀疑。
其次，日本并没有制定影响世界各国的计划。可以这么认为：美国过去能扮演全球公益提供者的角色，是因为它有着想要推动的计划——反共产主义、民主化、相信自由市场。在1980年代末期，当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推动名为“华盛顿共识”的一系列自由市场政策，而日本政府尝试将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兜售出去，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另一个选择，但接踵而至、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使这一模式黯淡无光，政府的努力宣告失败。而且也没有其它模式可以代替。
第三，二战结束后，日本采取了极为保守的贸易投资政策。那些障碍基本上都消除了，但过去的遗产仍在阻碍日本政府在世贸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最后，日本是少数几个民族成分相当一致的国家之一。日本有少数民族，但为数不多。举例说来，即使加上在日本出生的韩国人（无日本国籍），日本的外国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6%。这个比例在过去二十年翻了一番，但仍远远低于美国的比例（12%），和欧洲国家的比例（法国8%，英国10%）。日本人在国内与其它文化的人民日常接触不多，在国际交往中就缺乏经验，无法自如。
打破这些障碍，进一步参与全球公益，已有两个重要发展。其一，自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公司就在国外积极投资。许多被指派去运营国外企业的日本经理都拖家带口。从1985年到2006年，旅居国外（超过三个月）而非永久移居国外的日本人增至三倍，达到63.5万人。其二，去国外读书的日本留学生越来越多。美国吸纳了大量日本学生（那里是大量日本海外留学生的目标地），1985/86年录取人数是10290，而到了1997/98年，达到47073的峰值。遗憾的是，2008/09年这个数字为29265，降低了38%，而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总量却增加了40%。尽管如此，拥有国外经历的大量日本人——经理及其家庭、学生——应该会造就更多具备个人能力并擅于参与国际活动的核心成员。
鉴于历史遗留的障碍和逐渐减轻的趋势，日本能否（或是否应该）在前进的世界中发挥更大作用？人们对此前景并不看好。当本国人口下降，经济停滞，全社会正集中精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政治和财政压力时，日本人似乎愿意安静地看着世界擦肩而过。但日本在哪些方面有较好的能力来与世界交流，承担更重要的作用呢？在安全问题上，日本大概不会更积极。二战遗留的限制仍然严重，美国在过去二十年努力想让日本在国际军事力量规划上大力发挥作用，也以失败告终。坦诚而言，如果日本社会对此角色感到不适，那么就应该尊重他们的沉默。但在其他方面呢？
进一步参与世界活动，一个很好的机遇也许是气候变化的政策，因为这方面日本是有东西可以摆上谈判桌的。1973年油价上涨后，日本政府采取积极开发替代能源（主要是核能）的计划，并大大改善了节能效果。日本公司在数种替代能源技术（包括太阳能）和节能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日本成功地降低了国内单位经济产值能耗，增加了非矿物燃料能源的使用比重，表明日本在国际谈判上应该有话可说。在哥本哈根，至少日本在减排问题上展示了强烈的单方面责任，并在援助问题争吵结束后，表示愿意对贫困国家提供大量援助。
如果世界真的希望日本更有所作为，那么促使其政府进一步参与某些领域或许会有成效，比如讨论如何减少碳排放的问题。另一举措或许是，促使日本对阿富汗和其它有问题的国家更积极地提供国际援助，取代军事参与。但最终日本必须自己决定，是否想从蜗壳中走出来。然而，一个胸襟狭隘，无法接纳大量移民来解决自身人口下降问题的社会，也许很难向其国际角色迈出世界期待的那一步。
爱德华·J·林肯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以及日美商业和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