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失败的根源：自然不承认国别

在我看来，哥本哈根谈判进程没有丝毫取得成功的可能。如果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今天还活着的话，她很可能会为她的《愚人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一书添加一个章节来论述历史上人类在集体愚蠢行径上所表现出的潜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现行的宪政体制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金融危机表明了这一点，生物多样性国际会议、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以及一切其它国际性事务都表明了这一点。

 

当今世界是一个联系紧密、各成员间相互影响和跨越国界的体系。在该体系中，权力在不同国家间分割，这种格局是在历史变故和政治发展中诞生的。各国为维护自身利益所作的不懈努力最终导致全球的共同利益受损。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冲突在谈判中必定能得到解决，殊不知这种谈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家主权这一先决条件。目前基于国家主权原则的世界秩序是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该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民族国家的开始——译者注）的产物。但任何世界秩序都不可能永久存在。某种世界秩序，只有当它能体现权力均衡、促进发展和有效地解决问题时，其存在的合理性才得以延续。随着全球化进程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部分前提推到超国界的层面，目前这个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制已变得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了。

 

这一点在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体现比在其它任何领域都更为明显。生物圈本身就是一个属于我们地球的、有着适应性和互动性、并且不断变化着和进行着自我调节的系统。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大自然不会按照逻辑被划归于不同的国家。你不可能孤立地去解决海洋、森林、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平衡或者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

 

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所决定的气候问题谈判进程面临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是通过让192个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目标和手段的成员国达成共识，让它们在今后的数十年里共同为各自的行动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来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地球物理学和生态学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即使这192个国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达成了这样一个“完美协定”，协定也会因缺乏应对一些不履行协定的行为所需的金融监管权或强制执行力而显得名不副实。但谈判代表并没有致力于解决上述缺陷，相反，他们试图去解决一个与气候变化不相干的问题：他们试图达成政治妥协，作用主要在于维护强国的霸权利益。然而，要扭转气候变化，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但行动应当基于生态系统的状况，而不是各国的相对谈判力。

 

事实上，所有联合国环境问题会议和公约无不显示了现行方案对于解决系统性、全球性问题毫无作用。成员国因为目光短浅而不能团结，让《京都议定书》成了“纸老虎”，无用武之地。在大约500项国际协定中，只有少数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对于瑞典，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就是波罗的海，其流域内共包括14个国家。为保护波罗的海，使其免遭由农业径流和航运以及其它源头的污染物造成的缺氧状况，有4项国际条约正被付诸执行，但最近的政策干预却使得结果喜忧参半。

 

事实上，这个问题发生在十分基础的层面上。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和知识一直具有简化主义（又称“简化论”，最早由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 method指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的方法——译者注）的特征。人类总是试图理解更多关于细小、分割的现象，这就是为何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然而，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却揭示了“系统决定成败”的道理。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全局，理解事物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只有做到了这点，我们才能形成或修复有利于环境安全和经济复苏的制度。

 

因此，各国领导人在做决策时依赖本国科学顾问的做法是一种荒唐之举。生态系统是不分国界的，但大部分科学研究却是按国家进行的。由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创立于1988年）在其成立之初可谓是一项颇有希望的创举，但如今该机构的科学可信度同它的政治中立性一样遭到了质疑。联合国和IPCC最近决定由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nter-Academy Council，简称IAC）设立一个独立审查机构对后者进行调查。该理事会总部设在荷兰、由15个来自世界各国的国家级科学院组成。国际科学院理事会的这一举措旨在恢复IPCC的科学诚信度，颇受欢迎。这场由国际科学机构进行的审查很可能会在非科学界政府官员的执意要求下披露《决策者摘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草案中的被删减部分。但同时，审查也应表明，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IPCC《2007气候变化报告》中出现的多处不规范之处，诸如关于西藏冰川的结论未经同行评议等，是由IPCC的科学家们自己发现的，显示了这是一个运作良好、持续进行的科学调查制度。    

 

世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这一事实，使得各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图景不再适用。世界缺乏应对当前重大挑战的必要机制，而不断增强的冲突和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正隐匿于这种缺乏中。在经济领域，金融危机表明现存的体制和监管架构已不足以预测或管理由全球各国之间日益加强的相互依存度而产生的金融风险。G8这个政治集团变成了G20。但G20是一个非正式的政治集团，它不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而是由世界上最重要的20个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组成。G20的成员国和自己国家的选民或民众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同样，G20看待问题，也是从促进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合作和加强国际金融架构出发，这个视角虽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单一的视角。

 

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不可避免地给政治团结设了限。如果世界是一个单一国家，那么在贫富差距、不平等、对人与自然的剥削——这些都是当今的现实——尚存的情况下，这个世界在政治上是无法运作的。当今现实展示了现有国际体系的缺陷，这种缺陷将是今后国际冲突的核心。这一点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已显露出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那个星期，罗斯福总统召集了同他最亲密的幕僚开会。他要求他们立即开始思考，在即将到来的和平年代，什么样的世界格局才适合和平共处。罗斯福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对未来的责任。因此，我们也应当坦然面对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它不过是各国曾经赖以达成共识的旧体制和旧机制的瓦解。如今，世界需要一个新格局，以便在持续不断的全球化进程中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重新平衡生态系统。这项打造世界新格局的任务艰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完成。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是哥本哈根会议出了什么差错，而是如何在这个新世界中建立一个植根于民主的秩序。人类究竟如何才能与自然共处？现在是该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