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爆炸:黑寡妇的全球根源

安全专家理查德•维茨(Richard Weitz)认为,最近在莫斯科发生的地铁爆炸事件不仅仅是激进伊斯兰作为一股全球力量的征兆,同时也是俄罗斯在自身控制范围内对穆斯林长期政策产生的后果。面对装备精良的俄罗斯武装力量大军压境,车臣的叛乱分子先是转向游击战,接着又利用恐怖策略来继续为独立而战斗。不过他们也确实曾被始于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政策逼得无处可退,正是沙皇们把穆斯林的土地强制划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俄罗斯和穆斯林之间的敌对,从斯大林当政时期一直延续到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北高加索地区许多人越来越激进,推动着一个要求独立的民族从唯一承认他们的组织那里寻求支持。这些支持他们的组织毫不例外的就是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从莫斯科地铁爆炸案中我们得到至少两点教训:一是恐怖主义尽管外表平静,但仍可能在热点地区持续发酵;二是克里姆林宫在对应时需要衡量一下,以免进一步激化车臣人。——耶鲁全球

莫斯科爆炸:黑寡妇的全球根源

激进的伊斯兰和俄罗斯政策导致了莫斯科地铁爆炸案
理查德•维茨 (Richard Weitz )
Wednesday, March 31, 2010

 华盛顿:在一段时间的相对平静之后,最近发生在莫斯科地铁和塔基斯坦的袭击提醒我们,尽管俄罗斯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政策,但面对那些影响他国的恐怖主义危害,俄罗斯仍然十分脆弱。实际上,莫斯科在车臣方面采取的压制政策似乎取得了表面的成功,但它也有可能刺激来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分子,使他们到俄罗斯心脏地带寻找目标,希望重新得到在全球范围内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在今天发布的视频中,车臣伊斯兰领导人多库·乌马罗夫(Doku Umarov)声称,是他下令制造了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就很可能是在俄罗斯反恐军事行动中丧生的那些男人们的女性亲属,即人们所称的“黑寡妇”。更重要的是,如果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真的必须对此负责,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全球伊斯兰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民族之间的不满?

俄罗斯与穆斯林之间的仇怨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当时,俄国帝国主义者征服了之前独立的穆斯林民族,并将他们强行纳入了俄罗斯帝国。托尔斯泰和其他人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19世纪发生在北高加索地区的这一段历史。

俄罗斯与穆斯林的敌对在苏联时期进一步恶化。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掌权后最初的几个举措之一,就是向全国的宗教制度发动了进攻,同时敦促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们也这么做。伊斯兰和其它宗教都被视为阻碍马列主义取得胜利的陈旧价值体系,而马列主义的支持者则将马列主义看作是建立在科学真理而不是虚假宗教意识之上的。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对各种宗教的敌意,无论是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流行的东正教还是在北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信仰,都达到了顶峰。斯大林在二战中将车臣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指控他们与纳粹侵略者勾结,以此放大了对穆斯林的仇恨。大部分幸存者直到1957年才得以返回故土。

当苏联做出灾难性的决定,试图将它的世俗化社会主义模式强加给邻国阿富汗时,它十分不明智地得罪了全世界的穆斯林。苏联政府鼓励当时喀布尔亲莫斯科的团体夺取权力,并采取了措施试图让阿富汗人远离他们的传统穆斯林信仰。这些误入歧途的做法激起当地穆斯林拿起武器进行反抗,而克里姆林宫则在1979年12月入侵行动之后在阿富汗战争中承担了主要角色。

10万人的苏联部队和他们在当地的盟友并没能安抚农村地区的阿富汗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得到大部分伊斯兰世界支持的抵抗运动,伊斯兰圣战组织(Mujahedeen)。这个组织中许多外国的战士最终加入了基地组织(Al Qaeda)。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为阿富汗的抵抗运动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因为它们看清了苏联帝国主义的危险,但是却没有看到由于此次战争使得伊斯兰主义激进化而造成的威胁。苏联军队撤出之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对阿富汗失去了兴趣,它们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其它地方的极端组织在喀布尔建立了激进的塔利班政权。

同时,许多有穆斯林背景且变得十分激进的苏联士兵也将圣战思想带回了老家。当苏联自身解体之后,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其他领导人一样,都低估了民族主义作为另一种全球力量的威力。之前在苏联各个共和国遭到压制的民族主义力量都利用有限的民主渠道,集中支持来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和最终的独立。尽管当时新独立国家的政府仍然处于宗教立场较为温和的领导人控制之下,但是北高加索地区的人民在独立的愿望遭到重创之后,他们开始不断地支持当地的武装分子,寻求武力来争取从莫斯科获得自由。

不过车臣长期以来对俄罗斯统治的抵抗是最近才成为受到伊斯兰鼓动的叛乱。在1990年代早期,车臣的分离主义当中并没有很强的激进伊斯兰成分。穆斯林武装是伴随着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兴起,才在车臣全境以及在北高加索其它地区扩散的。在1990年代,俄罗斯许多穆斯林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领袖在基地组织的营地受到训练,而这些营地是由本·拉登在塔利班的支持下建立的。

在1994-1996年发生的灾难性车臣战争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希望能将激进伊斯兰主义限制在车臣境内,于是它允许伊斯兰武装分子控制该共和国,以换取停火协议的签署。在车臣内部,伊斯兰成为了团结四分五裂的教派的途径,以及向新建立的车臣政府提供合法性的手段。北高加索地区困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助长了激进伊斯兰的蔓延。共产主义的崩溃留下一个意识形态真空,而审查制度的结束以及苏联边境控制的开放让俄罗斯的穆斯林产生了更强的全球意识,同时与伊斯兰世界也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其中就包括与俄罗斯境内和境外恐怖组织不断增强的关系。

国际局势也增强了俄罗斯穆斯林的激进趋势。尽管有些车臣地区的领导人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地经济的重建而不是四处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是车臣政府发现唯一一个愿意接受其援助请求的海外来源就是全球伊斯兰运动。塔利班是唯一承认车臣是独立国家的外国政府,而伊斯兰跨国恐怖分子更是提供了直接的支持。

逊尼派苏菲主义传统上在北高加索地区占统治地位,而在沙特阿拉伯这一为全球伊斯兰团体提供主要资助的地区,流行的是更接近原教旨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境外伊斯兰主义者干涉车臣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能将北高加索地区转化成瓦哈比教派之地。境外的极端分子和本地的盟友还将车臣变成了行动基地,对周边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地区发动袭击,并努力终结莫斯科对那些共和国的控制。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1999年做出重新入侵车臣的决定尽管引发了争议,但是最近似乎成功地恢复了莫斯科对车臣的控制。在接受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的教训后,俄罗斯军方在第二次战争中采取了更为成功的反对叛乱的措施,结果是将游击冲突转变成了恐怖冲突。既然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军队,伊斯兰武装分子就只能不加区别地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袭击军事和平民目标,包括针对莫斯科的数个目标。联邦政府除了采取镇压的反应之外,还运用了“车臣化”的策略,莫斯科通过这个政策赋予当地盟友较大的自治权和援助,让他们针对反对者采取一切认为可行的措施。这些反对者中有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但经常也有其他人。

俄罗斯这一新举措极大地减少了车臣可见的伊斯兰军力,但是它的代价却是更多地针对俄罗斯目标和他们在北高加索其它地方盟友发动的袭击。许多这些事件看起来似乎是境外和内部武装分子,而不是车臣本地的武装分子发动的。

对莫斯科地铁爆炸案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这是六年来在俄罗斯首都由俄罗斯的伊斯兰分子为加强全球支持的基础而发动的第一次重大袭击。他们展示他们反抗莫斯科绥靖政策的持续能力以及意志,可能希望藉此从当前纠缠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其它地区各个境外伊斯兰武装分子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尽管他们制造了暴行,但是克里姆林宫仍然需要避免简单粗暴的反应,因为它有可能产生加强武装分子在全球伊斯兰世界中获得吸引力的反效果。

 

理查德·维茨是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Political-Military Analysis at Hudson Institute)的主任和高级研究员。他当前的研究包括于欧洲、欧亚和东亚相关的区域安全发展。维茨博士也是国家安全改革计划和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