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泥足巨人？第一部分
最近几十年，中国和印度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发展，增强了经济，扩大了中产阶级。本刊分两期考察和检验经济学家普兰纳布•巴德汉在他的书《觉醒的泥足巨人：评价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中提出的观点。巴德汉在书中指出，虽然中国和印度已经让亿万民众脱贫，但两国都继续受到结构性限制和政治不稳定的影响。他认为，对中国和印度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成就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媒体和学界创造的神话基础上的。两国的成就确实很大，但分析家们不能忽略不平等问题以及仍然存在的其他严重障碍。巴德汉谨慎地指出，其他国家在寻找实现经济增长和市场改革的模式时，应该避免威权主义中国采取的极端政治道路或印度式喧闹的民主。---耶鲁全球在线
觉醒的泥足巨人？第一部分
中国和印度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遭遇严重的障碍
Monday, April 19, 2010
伯克利：在过去几年，媒体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和印度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还有它们在当今国际经济衰退背景下引人注目的复苏。这两个国家占世界人口将近五分之二，在经过几十年相对停滞后，自1985年以来财富就一直以惊人的高速增加。
在世界贸易领域，中国在制造业、印度在服务业取得的巨大进展让富裕国家的工人和专业人士感到惊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收购吸引了西方媒体的大部分注意力。
不过，更加说明问题的是，这些国家的民众生活状况以及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必须戳破媒体和学界积累起来的中国和印度经济奇迹的神话，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面临的真正挑战。
最近，对中国和印度经济崛起的描述耸人听闻，这套简单化的笼统说法已经成为公众的普遍看法。大家心目中的故事往往是这样的：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控制和管理窒息了两个国家的企业，使得它们走进死胡同。最近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努力最终释放了企业的能量。中印以极大地热诚活力，融入全球化资本主义，为两国带来高速经济增长，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民众的贫困程度。
尤其是现在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过去25年的工业发展被称赞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甚至比更早时期的东亚“奇迹”更胜一筹。以服务业带头的增长模式改变了印度的经济，但总体发展速度没有中国这么富有戏剧性。中国更出色的表现说明，威权主义体制在经济发展初期或许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正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之前的表现。
但是，全球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不平等，这在中国比在印度更甚。但中国民主的希望尚存。就像在韩国和台湾那样，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将缓慢然而坚定地要求更多民主权利，并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当然，这个故事中有一定的道理，但经过不断地重复，它已经获得了某种权威性，虽然仔细审查后就发现并非如此。该故事过于简单化了。
首先，请看中国工业发展的两个相对弱小之处：虽然从产量上说，中国可能是很多产品在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制造中心，但如果从附加值来说就不是了；在此领域，美国和欧洲的世界份额仍然远远大于中国。
与之相似，虽然中国的工业发展速度一直惊人，但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腾飞的最初25年，附加值方面的增长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和人们普遍的印象相反，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并不是出口驱动的。虽然中国在过去15年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上取得巨大进步，但之前在1978-1993年期间，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已经很高，大约是9%。
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的经济高增长以及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大幅度脱贫，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内因素而不是全球化。这些国内因素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制度性变革以及土地耕种权利的平等分配，而在农业领域集中了绝大部分贫困人口。
虽然劳动密集型出口生产企业的扩张确实让许多中国人脱贫，但同样的说法并不适合于印度。印度的出口产品主要仍是技术主导和资本密集型的。现在还不完全清楚，经济改革是否是印度最近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改革显然让印度企业更具活力和竞争力，但印度经济的大部分不在跨国企业领域，劳动力的94%在该领域之外工作，不管是公有部门还是私人企业。至于增长最快的服务业，印度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全世界都很有名。但该领域雇佣的劳动力只占印度劳动力总数的不到0.5%。
虽然全球化产生了一些破坏稳定的力量，但严重的不平等状况在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沿海地区并不是最高的，相反，是更少融入世界的内陆地区贫富差距最大。和人们普遍的印象相反，总体上更加开放的中国的经济不平等水平实际上比印度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因素例如土地分配和教育上更大的不平等使印度的不平等程度更高。
对金融媒体来说，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市场改革和全球化的典范，即使在针对私有化、财产权、撤销管制、官僚体制的死板呆滞等经济政策问题上，两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偏离经济正统做法的地方。如果人们看看经常被援引的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中国和印度的排名依然偏低：在2008年的总共157个国家中，中国排名126，印度排名115。两国都被归类为“最不自由”的国家类别。
虽然可以肯定，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控制和管理阶段限制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但否认那个阶段的积极遗产是错误的。值得提出的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阶段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跳板，尤其是在教育、基本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和来自土地生产权利平均分配的农村社会保障网、区域经济非中心化、妇女劳动力的高就业等方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中印两国在发展早期国家都积极参与技术发展，日积月累，对目前的局面影响深远。
民主和发展的关系非常复杂，威权主义对发展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威权主义扭曲了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显赫的政治家族扭曲了国家金融的分配，不受问责和追究的地方官员与地方企业勾结，把资本主义推向极端，无论是霸占土地还是环境污染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印度的民主管理因为缺乏问责制而受到严重破坏。人们也不能指望繁荣的中产阶级成为坚定争取中国民主的先驱。在很多情况下，中国政治领袖在牢牢控制权力垄断的同时，成功地争取到包括知识分子群体、专业人士和私人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的合作。中共通过经济繁荣和民族主义荣耀而获得合法性。印度民主的主要生命力来源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在于贫苦大众的积极参与。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和印度在过去25年的表现比过去200年好多了，但是人们不应该低估他们结构性的弱点。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和政治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依然笼罩在中印两国的地平线上。
普兰纳布·巴德汉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最新著作《觉醒的泥足巨人：评价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点击阅读该书的摘选。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