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与失业：全球资本主义应负责吗？ ——上篇
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受到运输、通信和技术产业领域快速全球化的刺激而变得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为了追逐利润，投资者们在顷刻之间跨越国境，操纵经济增长、工作机会和产业的发展。在本系列中，两位经济学家将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不断延伸的领地，其力量之大甚至足以藐视世界最大的经济强权。在上篇中，管理学教授杰弗里•加顿（Jeffrey E.Garten）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改革金融体制方面的尝试少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全球结构和合作。市场像仲裁者一样评估着每一项公共政策举措，它发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政治家。任何债台高筑的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十分脆弱的，因为海外投资者可能拒绝借钱、大幅提高利率以及迫使政府缩减服务开支。有些借贷者追求的是短期利润，而其他的则对毫无节制持谨慎态度，要求可持续的规划。缺乏全球工具，各国只能让改革做点修补工作。 ——耶鲁全球
负债与失业：全球资本主义应负责吗？ ——上篇
政治家们建议改革，而全球市场成就改革
Friday, April 23, 2010
纽黑文：为了更加生动地表现抗击过度金融的决心，奥巴马总统于周四来到华尔街附近的一 家小学院，痛骂金融巨头并承诺将加强管制。他意识到美国选民们民粹主义情绪高涨，极力敦促通过金融改革的立法。在夏天结束之前，美国人有望见到新法的施 行，从救市程序和对衍生物交易实施新规，到针对复杂的金融产品对消费者加强保护，这些法律将无所不包。
但是这却不一定意味着令全球化疯狂的市场最终可被驯服。出自国会山的监管措施从平衡的 意义上说是有益和必要的，但是我们却不应该自欺欺人，天真地相信这些政策能让拥有如此规模、权力和遍布全球的市场从此温顺起来。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是市场在驯服政府，而不是相反。最有影响力的是银行家、投资家和生意人，而不是那些坐在权力宝座上的男男女女。
几个月来希腊一直在危机的边缘上，如履薄冰。市场可能会将雅典人推入破产的境地，这一 威胁迫使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一起拿出来一个认真且具体的300亿欧元救市计划。这样一来，这些国家不仅给了希腊一个渡过难关的机会，同时也帮助稳定了不 断弱化的欧元，同时至少是在目前，防止了欧盟陷入毁灭性的内部政治紧张局面。要理解这一幕是如何上演的，我们就得忘掉欧洲政客们的说辞。相反我们要仔细观 察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和金融大佬们的贪婪和恐惧如何决定了希腊债券的利率和欧元的价值。
今年五月，在一方面是债台高筑，而另一方面是公众大声吵嚷着要改善公共服务的局面下， 英国的一场历史性大选即将展开。每个党都宣称自己能解决这个令人苦恼的两难问题。但事实上，党派的政纲根本不值一提。英国债券和货币的投资家和交易者们最 终将设定下一届英国政府运作的财务指标，而这些指标将确定英国政策的成败。
在美国，利率不可避免的升高对经济增长、就业和住房市场的影响比政治家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大。很快，美国激增的赤字和债务与海外投资者之间产生的碰撞就将决定美国有哪些资源可用来建立社会安全网，照顾学生和警察，以及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
美国有许多海外债务持有人。如果海外投资者对美国政策失去了信心，除非得到更高的利率 补偿，他们可能会停止提供资金，这意味着美国能花的钱将会大大减少。另一种可能是，如果市场认可了华盛顿的决定，那么就会产生更多的政策选择。要测量美国 增强其偿债能力的力度，不要听奥巴马政府或国会怎么说，只需跟踪美元、美国的利率以及资本的动向。
的确，货币的动向、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以及信用保险的成本或信用违约交换，比议会和政 府部门的决定有更多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从减少整个西方世界的债务，到应付不稳定的全球贸易和金融失衡，到缩小汽车和电讯等行业巨大的过剩生产力等 一系列重大问题。政治演说、高级别的峰会和类似活动的重要性在那些活跃在伦敦、苏黎世、纽约、香港或东京的持有人和贸易者的想法和做法面前将变得苍白无 力。
与全球金融体系彻底崩溃和类似1930年代的大萧条威胁擦肩而过，尘埃已渐渐落定。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尽管大家都对银行、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大力抨击， 摩根大通银行、德意志银行、瑞士苏黎世信贷集团和高盛公司（尽管后者目前正在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打官司），却以更加全能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至少有三个原因促成目前的局面：
首先，资本市场完全是全球化的。随着对国内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以及取消了外汇控制，同时 加上实时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在迅猛增加，制造了上亿投资者，他们按照自己对政府政策的看法，自由地移动资产。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统计指出，在 1990和2007年间，跨境资本流动从占全球GDP5.2%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占全球GDP20%的11.2万亿美元。如今，外国国民持有政府公债 总额的30%、证券总额的25%以及全部公司债券的20%。
其次，政治家们已经变得无能为力。政策制定者们面对的大问题太过于复杂，远非个人所能 理解和对付，在此之上，由于他们必须在不同的选区进行十分困难的交易，为保持足够人气以赢得连任，他们需要做出短期预测和全球性的考虑，包括从产业外迁到 选择更便宜的地点，到汇率等等。这些障碍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每个地方，政治家要么犹豫不决和走向政治两极化，要么只能通过一致认同的、最低限度的妥协。
第三，全球市场自身就能独立有效地行动。它们能做政治家们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快速协调 大量信息以及快速移动。不论是对是错，它们绝少举棋不定。它们用快速政策定价来代替模糊的修辞。它们将一些人或机构过多的存款变成为未来准备的合理投资， 比如建造更为环保的经济、投资研发和为创新性企业提供资金等。
当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事情还有反面。在过去几年中，市场的确参与了许多盲目的投机，而这种投机的社会价值是无法显现的。它们展示了一定程度的贪婪、不负责任和不可靠，这些都导致经济增长中数万亿美元被蒸发，同时数亿生命的毁灭。
从短期来看，如果美国、中国和许多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的民族主义不断增长的 话，金融市场作为监管者和仲裁者的权力还可能加强。此外，当要进行认真的全球金融改革时，前景不会很妙，因为储备水平、救市程序和银行税收等一系列问题已 经在各国政府之间制造了大量的摩擦，而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内部制约。
考虑到各国面对的如此多的挑战只能够在全球的语境中予以解决，全球市场必须占据统治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需要更为有效的全球体制。但是我们也许还要等待许多年。
杰弗里•加顿是耶鲁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国际贸易和金融学教授。他曾担任雷曼兄弟公司的（1979年到1989年）以及Blackstone Grou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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