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有能力的领导者，需要有应对全球危机的远见
全球各地的市场对风险进行分析和量化，但各国的治理方式与政治却给市场带来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各国政府无力应付紧迫的问题，不能协调地对包括气候变化、任何一国的巨额债务以及其他失衡现象在内的问题作出回应，使投资者日益感到忧虑。由于各国之间在劳动力、资本、环境、交通和贸易方面存在着的不计其数的相互联系，在任何全球性问题上的应对不力所造成的后果有可能迅速蔓延开来。“我们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勇气，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以及臃肿的官僚机构进行大胆革新，更毋庸说处理来自忿忿不平的民众的政治压力”，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藤（Jeffrey E. Garten）写道：“此外，国际协作的力度也需大幅提高。”与此同时，不确定因素依然占据上风，全球市场风雨飘摇。——耶鲁全球
急需：有能力的领导者，需要有应对全球危机的远见
领导者在巨大挑战面前表现出的勇气缺失引发市场恐慌
Thursday, June 3, 2010
纽黑文：自从今年二月希腊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市场行情急剧下行。今年，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下跌了1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五月跌至四十年以来同期最低，银行同业拆息率在过去几周内翻了一番，油价持续走低。一股正在涌动的强大暗流至少解释了存在于投资者和交易商心中的焦虑情绪：政治风险的陡增。
根据定义，政治风险通常包括战争、政变、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征用以及管制力度骤然或恣意加大等风险。但当今市场所关注的政治风险的概念在外延上已扩大，它包括政府日益无力认清楚它所面临的挑战的级别，继而制定并执行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政治风险还表现为各国政府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的能力日益受限。市场痛恨政治风险，因为政治风险完全是算计个人和机构的弱点，这同华尔街的计算机模型无法相容。
以下是几则关于政治风险是如何增加的例子：
市场担忧，德国、法国以及其它欧元使用国无力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倡导的经济改革。例如，西班牙声称将缩减其预算赤字，从2009年占GDP的11.2%削减至2013年时的3%，减幅令人震惊。但就在上周，马德里的西班牙社会党政府仅以169票对168票的一票优势勉强通过了减赤方案的第一项议程。然而现在，已经可以预见GDP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iguez Zapatero）的政治前途命悬一线，两者都使得进一步的预算削减措施受阻。如果今夏法国政府为减少公共部门养老金计划赤字通过相关立法，将退休年龄从60岁上调至62岁，类似场景则可能在法国上演。
尽管欧盟新近出台了1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援计划，对于希腊和其它高额负债的欧盟成员国能否走出债务危机，市场疑虑犹存，并且认定债务重组——“拖欠债务”的委婉说法——在所难免。但如果政府为延缓偿债痛苦而一再推迟改革（目前欧洲各国政府就有此倾向），那么债务拖欠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并冲击欧元区以外的各国市场。
市场怀疑，所谓成就一个在经济上更强健的欧盟——这是欧元保持长久稳定、坚挺的必要条件，不过是口头上的高调，欧洲各国政府远没有坚定的意志为此做出必要但却困难的决定。德国，这个最重要的欧盟成员国，未流露出任何调整本国政策以使其服从欧洲整体利益需求的意向，比如，刺激内需使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规模扩大。为此，交易商和投资者日益看空欧元前景。
美国、英国和日本都创下和平时期赤字占GDP比重的历史新高。各国不仅将被迫急剧缩减预算和征税，同时还必须大幅削减养老保险金和国家补贴。所有国家都需要大规模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以及政府资助的教育项目的开支。鉴于来自民众强大持久的政治压力这一确定因素，市场疑虑，财政削减不见得能达到必需的程度，而财政瘫痪将引发何种经济动荡让市场感到担忧。
中国政府的执政水平对于投资者和交易商同样构成了巨大的政治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所有重大的经济决策都由北京方面做出。中国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防止制造不可避免的经济泡沫；在保持强有力的竞争优势的同时，应付加薪、重估人民币以及向经济增长缓慢的西方世界出口商品的种种压力。如果中国应对不力，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切希望便化为泡影。
另一政治风险是美国和欧洲日益严厉的金融监管政策。大西洋两岸缺乏协作正在形成类似“意大利面条碗”（spaghetti bowl，该词最先由印度裔经济学家巴格沃蒂提出，是指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下，各个协议不同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译者注）效应：各种相互冲突的规则产生了打击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的机遇。即便在各国历经一年的艰苦努力，包括召开三场20国集团峰会之后，但在关于如何向银行征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最低应维持在什么水平，什么样的规定能限制卖空，针对金融衍生品交易应采取哪些限制性措施等一系列问题上还是没有明确定论。
市场观望类似美国那样的财政赤字大国和类似中国和德国这样的财政盈余大国的政策动态，以期寻找重要的全球经济重回平衡的迹象，全球经济重新达致平衡是一个更稳定的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前提。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任何进展。美国的储蓄率增长已遭遇瓶颈，而北京和柏林方面则希望继续沿用间接引发全球信贷危机的旧体制。
市场觉察到，一旦发生“双谷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是指首次经济衰退后迎来短暂的增长期，随后再度出现衰退的现象。——译者注），各国政府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将弹尽粮绝，它们可能迫使央行通过发行新币购买国债，使债务货币化，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欧洲央行由于购买低评级的希腊国债而遭到非议。
市场意识到，对于一国合乎逻辑的政策未必适用于所有国家。美国和欧洲如何能够在不引发致使竞争性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的贸易保护主义狂潮的前提下，通过支持弱势的货币——双方各自未来希望的潜在支柱——重获竞争优势，市场对此深表怀疑。
要设想各种政府尚无法应付的局面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因为光是处理眼下的危机就已使得它们手足无措。要是一家评级机构降低对某一经济大国的债务评级——例如，日本——该国债台高筑，政府软弱无能（最近鸠山由紀夫首相的辞职，这是日本在过去四年中第四位辞职的首相，便证明了这一点），正濒临通货紧缩的边缘，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要是像洛杉矶这样一个主要金融城市宣告破产，并通过市级金融市场冲击全球市场，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假如政府在应对它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时表现不力，我们并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毕竟，在过去几十年间，虽说各国政府在放松管制以及降低贸易和金融壁垒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但与此同时，高薪的商务职位“吸走”了公共服务部门的高端人才——当今紧缺的人才。而由于技术的精深和各国之间的联系，社会面临的各类问题——如金融市场的迅速增长或围绕气候变化的高难问题——而变得更为复杂。
要降低政治风险对市场的威胁，必须大幅提升政治家的知识和经验。我们的政治领导人需要勇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臃肿的官僚机构进行大胆革新，更毋庸说应付来自忿忿不平的民众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国际协作的力度也需大幅提高。但愿所有这一切都会适时地发生，但就眼下而言，我们不得不认同华尔街分析人士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八字还没一撇”呢。
杰弗里·加藤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国际贸易和金融学教授。1979到1993年间，他曾先后担任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和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的常务董事。他还是克林顿执政期间主管国际贸易事务的商务部副部长。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