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挑战审查——上篇
当互联网到来之时，中国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工具，参与国际商业，把自己的公民联系在一起，并影响人们的态度。但现在中国发现，任何国家要利用互联网去影响全球，但同时只许一种意识形态的信息被传播，都是不可能的。本期上下两篇的耶鲁全球系列文章将检视那些努力要实施审查的人所面临的挑战。在上篇中，瑞典作者约翰•拉格维斯特指出，中国正成为拥有全球最多互联网用户的国家，但它会发现繁复的防火墙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每次审查行动都招来负面的宣传效果，降低国际声誉。他们勤奋的工作有时到了荒谬的地步：中国官员最近甚至审查总理温家宝随口说出的话。在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内，审查者要有效地控制言论，就必须消灭这一必要的现代工具。爱查根究底的年轻人在测试边界在哪，务实的领导人可能最终会意识到，要促进稳定，允许思想的碰撞也许还是要比压制好。——耶鲁全球
网络技术挑战审查——上篇
中国审查不断扩大的网络用户，为稳定和声誉带来风险
Friday, October 22, 2010
斯德哥尔摩：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它对互联网内容的技术性过滤和封锁常常在世界各地成为头版新闻。今年，一系列事件让关于媒体控制的讨论不断升温，这场讨论发生在境外，以及中国之外的虚拟中文推特空间。
谷歌在1月12日发表声明，指中国黑客进入价值不菲的软件，侵入gmail系统，引发了谷歌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简短交锋，批评自此而起。中国的党和政府打爱国牌，指谷歌是美国政府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对中国审查制度的争论没能实现。
在中央宣传部对一名大众瞩目的人士——温家宝总理——台上台下的发言进行审查之后， 23名党的离休干部、记者和学者在10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中批评了媒体控制，让国内的争论到了新水平。9月23日，在接受CNN的萨克利亚（Fareed Zakaria）采访时，当总理温家宝要求深化政治改革，声明“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和需要是无法阻挡的”时，新闻被中断。
对中国言论审查制度的关注不会消失。联合国特别报告人法兰克·勒儒（Frank La Rue）在他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表达自由的报告中将聚焦这一话题。被“无界线报告人”称为“互联网之敌”的中国很可能成为讨论的对象。
这一极权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大量的海外投资、移民，以及像孔子学院那样的软实力项目的散布，但同时也勾勒出新的信息幕墙，即所谓的“中国的防火长城”。在这堵墙后面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四百二十万，只多不少。此外，有两百七十七万之多的中国人通过移动电话上网；两百三十一万人写博客、推特，或使用其它社会媒体平台，它们经常被中国政府封锁，但通过第三方客户端还是可以进入。他们的政治影响正在扩大。
1994年，中国的领导人选择开放互联网，自此互联网在中国具备了商业可行性。但是，中国共产党日渐感到威胁。在1994年和1999年之间，商业化的网络传媒挑战着国家对新闻信息的垄断以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新出现的传媒受到了约束，但媒体空间继续扩大和发展。在1999年和2004年间，BBS和博客提供了其它的交流渠道。结果，这些都受到了控制。
整体上的媒体压制在2004年就已经上演，贯穿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并持续至今。动员各方意见的新途径——例如博客、手机短信和微博——诞生了，在某些事件中影响了政策，但控制它们的行动也在继续，以限制它们的影响。自1994年以来，无数与互联网相关的事件都证明了网络意见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市民社会的壮大，以及大众对国内政策和共产党宣传的挑战。
为了促进这一我称之为“封锁的空间”，这一党专政的国家在技术、法律和人力资源上投入了过百万美元，专门用于监视和打消市民社会中的激荡——这是意识形态系统重新创造的任务，目的在于使从国有媒体组织之外的渠道获得新闻更加困难。但是，尽管国家尽全力控制网络，中国的人们还是找到了新方法来寻找不同的观点，讨论非正统的思想，偶尔还动员公众支持。对等网络（peer-to-peer networks）、市民传媒和信息共享毫无疑问加大了中国公民的自由。自互联网成为商品以来，控制与自由共生，这是中国互联网最主要的吊诡。
一党专政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对抗持续，但其中也有着不容易的、不稳定的平衡。为了保护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政府会走多远？广为接受的观点是，面对网络带来的挑战，共产党就算能继续对权力和暴力的垄断，亦无可避免地必须就它对信息的垄断做出妥协。但问题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事件以来，一有政治异议的风吹草动，该政权马上打压，如果真的出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真正的权力斗争，这样的政权会对关闭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犹豫不前么？我认为不会。
中国的防火长城是这个从进入世界市场中获益无数的极权国家的创造。如今的信息幕墙与冷战时的铁幕几无相似之处。防火长城要微妙得多，但仍是盾牌。其目的在于引导中国的人们成为“和谐的”、有着理性爱国主义的、分散的市民。
结果是一个封锁的空间，由于意识形态宣传，这个空间偶然会有激荡，而“对观点的引导”使之成为爱国主义信息的空间。2008年3月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及2009年7月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民族暴动就是明证。在这两个事件中，外面的世界批评中国，结果造成了一个充斥着爱国主义的信息空间。
控制与自由的并行发展，社会契约的平衡，都难以持久。平行而矛盾的发展终止，契约被毁，或者由于社会和规范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而重新协商。
事实上，中国对网络的控制涉及复杂的技术，但更重要的是成功地培养了自我审查。要动摇这样的平衡，有的人寄望于反叛、愤世嫉俗的中国年轻人。有人假设，基于党国的技术官僚的“智慧”和实用的世界观，他们将意识到，控制会限制创新和经济增长。从长远看，由他们带来的规范变更可能会颠覆那平衡。不幸的是，不要期待高级中国官员会有理性的洞察力。对西藏和新疆民族暴乱的镇压显示，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稳定，已准备好了牺牲国际声誉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政府愿意付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本，来保护主权和政治的稳定。因为市民社会还是那么软弱，无法挑战审查制度，党国对网络的控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源于其自身的部分官员，如被审查的温家宝一样的官员。
规范的改变，还有两种矛盾的使用网络的方式的影响，最终将让对信息和政治权力的垄断屈服于来自包含各种社会力量的市民社会的力量。首先，新闻共享和使用微博的先锋人群的动员活动的影响会持续增长；其次，构成中国官员体系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对网络的使用也将继续增加。这些群体的成员都是中国的“网民”，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享受互联网。
加起来，年轻的官员和年轻的社会媒体活动家两股力量最终将汇合到一起，解除目前关于网络使用的社会契约，消除它为国家服务的功利性作用。
约翰·拉格维斯特是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也是《互联网之后，民主之前：中国媒体和社会的冲突规范》（After the Internet, Before Democracy: Competing Norms in Chinese Media and Society）一书的作者。
点击这里阅读节选。电子邮件：johan.lagerkvist@ui.se或者@Chinaroader。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