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族群在千里之外影响国内政治
现代通讯方式，如手机、互联网，使公民无论身处何方都能掌握本国的政治情况。散居各地的族群（diasporas）能够挑起战争也能推进和平；他们通过向国内汇款来养家、资助政治团体；游说政府以便与他国保持友好关系，组织抗议活动使人们关注社会问题。根据乔治•梅森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特伦斯•莱昂斯（Terrence Lyons）和彼得•曼德维尔（Peter Mandaville）就“族群的海外散居”问题合著的新书即将面世。他们解释到，视个人技能而定，任何来自异乡族群的成员都专精于其居住国的资源和法律。有些政府和政党甚至限制那些有影响力的来自异乡的族群的权益，或者将其视为“叛国者”而拒之门外。这些族群的成员不应该因为支持某些政策而需要承受由此而来的后果，而国内人士和国外离散族群之间的政见分歧也会因为联盟而转变。莱昂斯和曼德维尔还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作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跨国参与将继续发展。——耶鲁全球
海外族群在千里之外影响国内政治
全球通讯使散居海外的族群的跨国政治参与日益增强
Friday, November 19, 2010
费尔法克斯：2010年10月14日，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的过渡联邦政府宣布任命“受雇于纽约交通局的美国居民”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穆罕默德（Mohamed Abdullahi Mohamed）为索马里总理。在2005年利比亚总统大选中，多数的候选人在美国受众面前展开了竞选活动。同年，埃塞俄比亚选举危机后的余波中，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派出了高层代表去游说散居在欧洲和北美的族群。一直到去年战败之前，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the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lam，简称LTTE）的外交战略和乃至军事战略还在很大程度上由伦敦和多伦多的海外族群势力左右着。
发展学家和经济学家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海外族群汇款对一国经济的作用；国家安全分析人士也指出了某些海外族群和极端主义运动之间存在联系。现在为人们所知之甚少的是，海外族群如何在世界上影响着日常政治，各种类型的跨国政治又如何日益成为主流的。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这句常理听起来依旧真实可靠；但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同样的政治活动可能会由千里之外的人物和事件进程来决定。无论是评估海外族群在激化内战或推动和平方面的影响力，还是其对民主化努力的贡献，抑或是对公民身份（citizenship）内涵和实践的改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还wia族群如何影响政治生活。
从博客到卫星电视，新媒体已经扩展了政治议程所在的版图。许多跨国运动战略性地运用其分散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支持者来推进某一共同议程。就像通过劳动分工来获得比较优势一样，这个网络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工明确，各自在特定地区有效地从事其最擅长的活动。
例如，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网络在北美可能主要从事资金募集工作，因为该地区的私人慈善事业比欧洲地区发达的多；而英国则由于与中东地区相对临近的地理位置被用作协调基地。
如果一国的组织被禁（如泰米尔猛虎组织），那么该组织的资金筹募和关键性作业就会转移到其他地区。当某国的集权政府压制政治讨论、镇压政治组织时（如埃塞俄比亚），位于他国的领导和进程的重要性就会增加。
只要邮寄回国的钱款经常与政治支持挂钩，海外移民的汇款就仍然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据估计，2008年移民寄往发展中国家的汇款达到了3380亿美元。饱受战争之苦的索马里和遭遇地震灾害的海地的大部分人口都依赖海外移民汇款维持生存。
如同所有的资金转移，汇款也会带来政治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小社区中长期存在的恩庇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会扩展到全球。拥有资财的赞助者往往旅居国外。如果一个身居利比里亚农村的人想获得蒙罗维亚（Monrovia，利比里亚首都）中央政府的支持，那么，最便捷的社会链接（social link）大概就是打电话给他住在费城的一位与首都有政治联系的亲戚。地理距离无法阻断政治影响；与社会接近性相比，地理距离对恩庇关系的影响力就不那么重要了。新家长主义（Neo-patrimonialism）已经全球化了。
超越了传统的对东道国政府的“民族游说”（ethnic lobbying），现代的跨国政治活动家们将目标瞄向了各种各样的压力点。例如，美籍埃塞俄比亚人在2007年积极推动通过《埃塞俄比亚民主与责任法案》（the Ethiopian Democracy and Accountability Act），试图影响华盛顿以改变美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与此同时，他们在非政府组织（如“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媒体（如《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具有跨国影响的场所前游行示威。他们还与人权组织建立联系，力图指责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斗争是“种族灭绝的”，以回击埃政府将反对派定义为“恐怖分子”的做法。面对大选之后的政治动荡局面，埃塞俄比亚政府起诉了在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反对派领导人物：其中两名为美国大学教授，还包括一批经营网站、控制海外竞选资金的美籍埃塞俄比亚人。
有些情况下，本国的政府和执政党试图采取“召回公民”（reclaim citizens）的措施，通过赋予政治权利的方式诱使海外族群向祖国汇款或投资；这些政治权利包括境外选举权、为海外群体在议会里保留席位。但是，海外群体的政治参与度仍旧很低，对政治结果也也没有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要求移民效忠祖国的一些努力可以回溯到19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注意围绕血缘关系，例如，如果一个纽约居民的祖先是多米尼加人（Dominican），那么他仍旧是多米尼加人；而一个海地居民无论其家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居住了几个世代，也不可能是多米尼加人。
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政府则试图挑战海外族群的合法性，阻挠他们参与本国政治。长期以来，古巴执政党一直将其国内问题归咎于在美国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有些海外族群也不受欢迎，而被视为威胁，甚至被毁谤为“具有叛国特性”。
与国家有关联的海外族群同那些与家乡没有国家的海外族群之间情况迥异。一些社会网络被高度动员，支持解放祖国的运动。泰米尔人、厄立特里亚人、巴勒斯坦人、爱尔兰人、美国人和库尔德人的海外族群就是这样的。在此类情况下，亲人所面临的危险，加之国家不存在，因此无法组织族人进行防御，这些都将责任推到了能够为弱者代言的离散族群身上。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东道国认为其地缘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会插手鼓动特定的海外族群，因此也就有了2000-2005年美国政府动员美籍伊拉克人和美籍阿富汗人族群的做法。
一些研究者认为，拥有大量海外族群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爆发内战，保罗·科里尔（Paul Collier）在其讨论资源与暴动关系的著作中正是持这种观点。根据该逻辑，海外族群能为国内暴乱分子募集资金，这为暴乱分子创造了条件，使其能够继续暴力军事部署，拒绝妥协让步。
不只是为之募集资金，由于冲突而产生的海外族群对祖国通常抱有一种象征性的情愫，倾向于用绝对化的眼光来看待政治。这些远在千里之外、不必承担暴力活动代价的海外族群更容易产生追求绝对化政治目标的冲动。这种符号政治（Symbolic politics）或“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易使对抗性的领导人物更加强硬，破坏协商妥协进程。
海外族群也能够成为维系和平的生力军。多年以来，爱尔兰北部援助委员会（Irish Northern Aid Committee）一直掌控着美籍爱尔兰离散族群和北爱尔地区冲突之间的联系，供养着一批甚为激进的领导者。然而，20世纪90年代，一群美籍爱尔兰领导者推出了“为了新爱尔兰的美国人议程”以此创立了一个推动和平的选区。这些人游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为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爱尔兰新芬党领袖）办理签证，并在总体上支持爱尔兰的和平进程。
总的来说，海外族群似乎并非注定要担当特定的政治角色或是对本国的政治施加特定性质的影响。同其他政党、利益团体和暴动分子一样，海外族群的动员活动是为了对政治议程产生影响，而这种议程可能是各个层面上的。海外族群不必然是自由派或激进派，也不必然主张民族宽容或沙文主义；而且，同政党或利益团体相比，海外族群也并非在本质上就是自由或激进性质、主张包容或是坚持民族中心主义。
现代海外族群对应该如何组织政治生活的现行观点提出了挑战。全球化和移民活动将管理政治生活的领土主权国家同那些有影响力的跨国人物和活动进程分隔开来。对于试图控制本国政治的远距离民族主义分子的出现，有人悲叹，认为他们既不负责任、又难于问责，到了一种危险的程度。然而，未来几十年中，这种跨国参与作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将继续发展。
特伦斯·莱昂斯和彼得·曼德维尔为乔治梅森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所依据的调查由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资助，研究成果《全球化与海外族群：来自远方的地方政治》（Globalization & Diasporas: Local Politics from Afar）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