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能够驯服政府吗 —— 下篇
专制政府脸皮薄，受不了批评，手下官员整天忙着消除异见异行，于是对当代经济而言不可或缺的互联网对专制政府来说就是个祸害。互联网和手机在1989年还不盛行，全球的观察家忍不住会想：这些通讯手段有可能阻止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的抗议行动么？本期上下两篇系列文章探讨政府控制互联网的行动。在中国这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政府有选择地进行审查，例如从搜索引擎中去掉“埃及”。然而，前瑞典驻中国大使雍博瑞在下篇文章中解释道，中国的网络社区日益了解政府的控制手段，追求“知情权”。互联网到底能多快地改变党的控制以及市民绕过控制的能力，分析家对此意见不一。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比其它国家都多。随着用户扩展到30％以上，挑战也日益增加。党的领导层知道，它必须小心翼翼地实行控制。——耶鲁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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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和媒体的迅猛发展给一党专制的统治带来新挑战
Friday, February 11, 2011
斯德哥尔摩：当开罗解放广场的抗争和新媒体的作用让全世界目瞪口呆之际，中国静悄悄地把“埃及”变成无法进行搜索的词语。埃及把挑战直接呈现在为前路担心的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的面前。
近来在中国有这么个广为流传的笑话：飞机师对乘客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提前到达，坏消息是我们迷路了。”这一迅速发展的经济大国所面临的挑战众多，从重新平衡经济，缩小中国城乡差距，到应对气候变化和正在发生的全球力量转移。越来越多的报道指出，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党国和主要由网络媒体推动的市民社会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所带来的长期效应。
许多观察家指出，至今为止网上市民社会的飞速发展更多地是有利于共产党而不是市民社会。中国已经成为了网络极权国家，在人力（包括人肉搜索）和科技（对社会进行深度数据发掘）方面有着无限的资源，让党得以监视、控制和主导公众意见。
这方面涌现了大量文献，其中出色的专著包括杨国斌的《中国的网络力量：市民行动主义在线》（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 Citizen Activism Online）（2009年），最近出版的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的《网络之后、民主之前：中国社会和媒体相互竞争的规则》（After the Internet, Before Democracy – Competing Norm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Media）（2010），以及谢淑丽（Susan Shirk）任主编的文集《改变中的媒体，改变中的中国》（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2010）。
自2004年以来，互联网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迫使党在回应和镇压之间小心行走。就拿某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刚来说。他醉酒驾驶的儿子撞死了一个女学生。当被路人看到之后，他还很嚣张地说：“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李刚儿子的话很快就出现在全国上下的博客和留言板中，同样成为互联网历史的还有他爸爸那五套豪华独立洋房。李刚的儿子受审无可避免。此案同时也让党受到审视。1月30日，李启铭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另一个事件涉及钟家姐妹，她们的事受到的国际关注不多，但也是互联网影响力扩大的一个例子。9月，政府准备拆除铲平钟家在江西的房子，钟家的一个女儿、母亲和大伯引火自焚。大伯因伤势过重死亡。当家里两个女儿试图登上到北京的飞机，希望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讲述她们的故事时，当地官员在机场威胁她们。这两位年轻的女子逃到洗手间，用电话联络了一个她们信任的记者。几分钟后，这个事件就出现在新浪的微博上。在北京的记者打通了躲在洗手间的姐妹，把通话直播到互联网上。该事件成为了新闻，传遍中国，一张严重烧伤的姐姐坐在妹妹腿上的照片赢得了中国2010年度最佳新闻图片奖。
政府机构没办法，只能与钟家展开对话。八位官员接受调查。新浪网的员工迫于巨大的压力，删掉了博客上对此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但故事还是传播出去了，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微博成为了人们对腐败和社会正义提出批评的平台：据说每天上传的信息就有上百万条。
这两个单独的事件是急剧的通讯发展中的一部分。辛优汉和谢淑丽的专著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和丰富的材料，让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媒体产业是如何在发展，而党国又如何试图去应付和控制的。辛优汉专注互联网，而谢淑丽的书涵盖了更广阔的媒介，为该文集供稿的包括中国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例如《财经》杂志的创始人胡舒立和媒体改革者展江。在这两本书中，互联网都是威胁党的最有力的媒体。
关于中国媒体在数量上的扩张让人瞠目结舌：超过四亿网民，两亿两千万的博客，八千万手机用户，超过两千份报纸和九千份杂志，大约两千两百个电视台，还有其他媒介，所有都日渐商业化。然而，党仍然大权在握。就质量而言，辛优汉和谢淑丽所描绘的图景都指出，在已建立的规则和正在形成的规则之间冲突日渐增多，对党国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谢淑丽因在之前的著作中提出中国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而赢得广泛的认可。她在新文集中比辛优汉走得更远，提出党正被迫让出控制权，而且，正如萧强在其《中国数字时代》中所说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权力转移。
辛优汉所担心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一厢情愿思考的影响。他的观点是，中国的党国“相当扎实，而且有信心和能力经受短期的动荡”，“让互联网朝有利于它的方向增长”，让媒体上到处都是降低动员力的“意识形态娱乐”（ideotainment）。但同时，他也写到“党国凌驾于市民社会至上的权力正在被侵蚀”，并生动地描绘了日益增多的行动主义，还有新社会规则和价值的形成，无论是在线还是离线。
辛优汉分析了党内的变化。随着党内的国家官僚在下班后，在家里坐在屏幕前花数小时上网，他们也是网民，他们的规则也在变化。辛优汉写到：“当这些主体对个体自由、网上隐私、以及更自由地传播意见和信息等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将给党国扩张性的审查制度带来最后一击。”
言论审查是党国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毫无疑问仍将是重要的武器。但是，随着中国的网络社会逐渐意识到党根深蒂固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信息的获得，对审查制度的使用日渐曝光。由此带来的是，“知情权”的概念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网络市民社会中逐渐成型，用谢瑞丽的话来说，这可能成为“对中国下一个革命的联合呼声”。
很明显政府不会宣布网络自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民社会和新技术将超越并重新界定党国一直以来理所当然的界限。正如辛优汉所说的，关键点将会是网络之外要求变更的呼声强大地足能改变这游戏。党的控制可能会“失控”，被检验，但不会是压制和焚烧。随着社会的变化远快于党可能发生的变化，党努力着要维系它的权力垄断。第五代领导人将在2012年接任， 可以期待他们将尝试采用更加深思熟虑的专制主义，将压制和回应进行新的组合。
雍博瑞曾在1994到1997年担任瑞典驻越南大使，在2002到2006年担任驻华大使。他是《中国：时代的戏剧》一书的作者，该书第二版在2009年出版。他还是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的协调人。 点击这里阅读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的《网络之后、民主之前：中国社会和媒体相互竞争的规则》（After the Internet, Before Democracy – Competing Norm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Media）（Published by Peter Lang AG, 2010) 片段。点击这里阅读谢淑丽《改变中的媒体，改变中的中国》（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的片段 。点击这里阅读杨国斌的《中国的网络力量：市民行动主义在线》（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 Citizen Activism Onlin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的片段。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