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对利比亚人的保护责任
卡扎菲家族正在对不愿再忍受腐败和残暴统治的民众猛烈开火。保护与责任委员会成员和政治学教授拉梅什•塔库尔（Ramesh Thakur）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在“保护责任”原则下迅速采取行动。2005年,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联合国将尊重旨在保护公民不受政府暴行伤害的集体责任。保护与责任主要针对的是像利比亚当前使用的这种军事暴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西方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包括那些希望获得安理会常驻席位的临时成员们，都在逃避责任。塔库尔呼吁说：“无论是为他们自己的声誉还是为了利比亚人民，安理会都必须明确相应的保护措施，对它们进行授权，并督促有能力者加以实施。”国际领导人不应仅停留在对暴行的口头谴责，而必须采取坚定的保护行动。——耶鲁全球
世界对利比亚人的保护责任
国际社会忽视了对制止利比亚暴行的全盘计划
Monday, March 14, 2011
滑铁卢（WATERLOO）：随着卡扎菲的轰炸机、坦克、高射炮和海军舰艇对着城镇中 心猛烈开火，起义者们吁请国际干预以阻止屠杀。利比亚正处于转折点，我们耳熟能详的“保护责任”，又称“R2P”原则，应该在这一时刻促成在联合国领导下 的行动，但是联合国却因为那些只顾自己狭隘国家利益的成员吵闹不休而陷入瘫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中的巴西、印度和南非这些世界新兴大国的暧昧态度证明，这 些国家尚未准备好成为联合国最高机构的常任成员。
联合国的价值在于它是全世界人们的保护者，但目前的软弱回应让人不禁对联合国的价值产 生怀疑。该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创造一个能将恐惧转化为希望、将欲望升华为尊严，将忧虑变成抱负的世界。用杰出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的话来说，“建立联合国不是要把我们带入天堂，而是要让我们远离地狱。”联合国上世纪90年代在非洲和巴尔干地区的失败反映了 该组织在结构、政治和执行上存在的诸多缺陷，它们使得联合国无法承担起救民于水火的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力量的首脑，惊骇于发生在他 眼皮底下的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惨状，于是倡导寻找一种新的制度来授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拯救处于危险境遇下的人民。
一个由加拿人资助的国际委员会承担了这项使命，并于2001年制定了创新的“责任保护”原则。
2005年，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当政府明显无法执行统治职责时，国际社会可以通 过联合国采取“及时和决断”的行动来承担集体责任保护人民不受暴力犯罪的伤害。这代表了联合国作为一个假想和构筑的陌生人社区的理想化形象。从1648年 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1998年这350年间，国家主权一直表现出体制化的冷漠。1999年对科索沃和东帝汶的国际干预打破了这种模式并且成为安南 寻求新制度的背景原因。正如斯坦福大学的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保护责任”是让世界行动起来防止大规模暴行和消除主权这种有组织伪善的最后手段。我们应该利用这一规范性手段将 国际社会的良知转化为集体的行动。
“保护责任”达到了传统人道主义干涉的最低要求，同时能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最低利益并以此减轻它们的合理忧虑。一边是对受害者苦难的无动于衷和冷漠，一边是对他国内部事务自以为是的干涉，“保护责任”在这两个极端中努力寻找平衡。
今天的利比亚正是一个检验“保护责任”原则能否得以实施的地方。人民反抗卡扎菲的举动 为贯彻“保护责任”提供了绝佳机会。许多人已经遇害，人们害怕进一步的大屠杀。在实施了42年的独裁统治之后，卡扎菲正在使用致命的暴力手段镇压反抗其独 裁的公开反叛。他和他的儿子赛义夫（Saif）发誓要动用陆海空力量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用纸上谈兵的方式来还击飞机、大炮和坦克，这似乎是个怯懦的反 应。
联合国安理会、人权理事会、潘基文和他的防止种族屠杀和“保护责任”特别顾问已经呼吁利比亚尊重其保护责任、人权和国际人道法律义务。安理会同时对利比亚发起了制裁并将卡扎菲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调查——这个选择很省事，但也有很大的问题，并可能使任务发生偏离。
“保护责任”并不完全是军事干预，不过如果它要有意义的话，就必须将军事行动纳入最后的手段。无论是为他们自己的声誉还是为了利比亚人民，安理会都必须明确相应的保护措施，对它们进行授权，并督促有能力者加以实施。
那些为卡扎菲提供武器的人尤其要对保护平民免受武器的伤害承担责任。但是如何承担？草率或者过于热情的外部干涉会污染这场由阿拉伯人为自己而发动的革命。穆斯林有理由对西方的军事介入发生严重怀疑。
这里涉及三大问题：军事能力、法律授权和政治合法性。
派驻地面部队也许并非人们意愿所在，既不能提供帮助也不可行。相反，军事行动会伴有四大活动：警戒和监控，将行动级别从之前的每天10小时提升至全天候；人道主义援助、实施武器禁运和设置禁飞区。
只有西方具备完成这些任务的军事实力和行动能力。但是如果北约未经授权就采取任何军事 行动则是不明智的。请求设置禁飞区，特别是为遭受空袭的抗议者设置禁飞区的呼声越来越高。军事分析家们针对选择的复杂性和可行性出现了对立：美国国防部长 盖茨说设置禁飞区就必须摧毁利比亚的空军，其他人则进一步认为要打掉高射炮，还有人警告任务可能偏离正轨，同时还有被打上西方帝国主义标签的风险。
不过在2003年前，禁飞区在伊拉克被宣布设立，并成功地得到执行，为库尔德人提供了 12年的保护。它没有造成使命的偏离：2003年战争并非因禁飞区发展而来，而是出于独立原因并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政策选择。利比亚空军的能力是值得怀 疑的：“一个已知的未知者。”设置禁飞区可以为促使利比亚空军军官放弃轰炸自己的同胞以及投向起义者或西方起关键的作用。
只有当起义的主导权被西方从利比亚人民手里夺走时，才会发生任务偏离和深陷泥潭的风 险，就像派驻地面部队时会发生的那样。而风险的可能性则会因为联合国的法律授权将行动限定于上述四个方面而降低。对此一贯有怀疑的人并不愿意支持这种决 定。但如果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国家以及大量弃暗投明的利比亚外交官都很明确地支持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来保护利比亚平民、推翻卡扎菲以及促进民主改革，则 有助于消除他们的反对。
如果安理会不支持国际社会的集体保护责任，那么经非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要求，并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的支持下，北约开展有限与合法的行动仍是可能的。而没有这些，北约的大炮则应该保持安静。
在11月8日对印度议会的演说中，奥巴马总统对印度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示了赞 成，但他同时也提醒听众们，成为世界大国也意味着要承担解决世界问题的责任。巴西、印度和南非这些数十年前还是贫弱的国家现在已变成了生机勃勃甚至充满自 信的民主政体，而联合国安理会也首次将这些南方大国纳入其中。他们早应该采取主动将“责任保护”从原则转化为行动指南，并代表无辜的受害者为西方军事力量 的保护行动提供法律授权。
相反，它们却在拖后腿。在维护由价值观和力量构建的世界秩序的测试中，这些国家没有发挥管家的作用，却只证明了他们的批评者权利。它们还没有为加入最高机构成为常任理事国做好准备。
拉梅什·塔库尔，滑铁卢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任联合国秘书长助理，“保护责任”特派员以及主要报告的撰写者。他最近的著作为《保护责任：规范、法律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武力使用》（2011）。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