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记：亚洲国家进军非洲市场——上篇
将非洲丰富的资源同亚洲以及南美洲的工业需求联系起来的新的贸易路线业已形成并固定。本期由上、下篇组成的耶鲁全球系列文章分析了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初露端倪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上篇中，作者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解释道，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美国和欧洲经济的缓慢复苏出人意料地加强了南南合作，改变了整个南半球的贸易关系，并推动了该半球的经济增长。他指出，2009年，中国跃居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而今年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将超过世界银行。对于蜂拥而至的外国投资者可能带来的冲击，非洲国家的公民保持谨慎态度，但正如辛氏在文章结尾处所总结的那样，比起此前的几个世纪，如今非洲国家对把握其对外关系走向和掌控自身命运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耶鲁全球
西行记：亚洲国家进军非洲市场——上篇
为推动自身经济增长，中国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
Wednesday, March 16, 2011
卢萨卡（LUSAKA）：“非洲经济起飞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常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所津津乐道的比较中听的言论之一。该言论背后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与从韩国到印度的其它亚洲强国的立场不谋而合。但中国在非洲事务上的大规模介入很可能是促 成非洲大陆经济起飞和决定其治理模式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中国国有企业和其它亚洲国家的跨国公司在非洲寻求原材料的动力，以及中国政府对非洲建 设热潮的经济援助，为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大陆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前景。新的南南合作，或称作SSC（South-South cooperation的简称），尤其是亚非合作伙伴关系，正在深化亚洲国家同非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并转而为非洲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重新划线定 界。
为继续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各家石油公司，例如，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印度石油公司（Indian Oil Corporation）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Petronas），正在竞相争夺现存的、尚未开发的石油储备，这些石油储备主要位于尼日利亚、安哥拉、赤 道几内亚和苏丹境内。与西方跨国公司传统的剥削形象形成对比，上述亚洲国家高举着南南合作的冠冕旗帜，赢得了同非洲国家的谈判筹码。韩国正日益将目标转向 非洲国家，以期能同它们联合开发当地的能源和自然资源。韩国政府最近在莫桑比克启动了太阳能援助计划，该计划将为尼亚萨省（Niassa）的农村地区供 电，预计每家发电厂将提供约500千瓦的电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不断拓宽的南南合作渠道反而出人意料地得到了巩固和加 强。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非洲大陆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去年，在1月到11月31日期间，中非贸易额达到1148亿美元，而美国同非洲国家在 2010年的贸易总额不过1132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2011年非洲的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5.3%。
这一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亚洲国家对自然资源贪得无厌的需求。但中国也投资于制造 业，在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中，高达22%的资金被投入该领域。中国的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对非洲的大量投资和优惠贷款通过一揽子交易被用于重要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是连接市场和人的纽带。在2008年到2010年间，中国向 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总额超过了世界银行，达到1100亿美元。
这些洲际往来对于长期以来受欧洲-大西洋地区和日本的军事、经济力量主导的世界秩序具 有深远影响。对非洲而言，中国在其发展中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最为显著地改变了自获得独立和苏联解体以来非洲国家对外关系的格局。中非在以气候 变化和人权为主题的多边论坛中表示出政治忠诚和相互支持，非洲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能为中国的廉价商品提供销路的新兴市场，这些都让非洲对中国而言占据 着非比寻常的地位。
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目前所取得的进展预示着贸易关系和援助模式即将发生的引人瞩目的转变，并且引发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眼下，铜价正处于历史高位，对于铜矿资源丰富的赞比亚来说，这有助于推动其经济和就业增长。
鉴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人们或许会指望非洲民众对中国政府持欢迎态度，事实上，皮尤研究中心（Pew Institute）在2007年至2010年进行的民调数据也显示，多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居民对中国政府在当地的影响持肯定态度。
然而，更偏重于定性的调查则表明，中国政府在当地的影响并非皆大欢喜。评论家特别强调，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如何被导向中国的建筑公司，从而并未真正促进非洲国家的就业增长。
赞比亚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中方管理人员和赞比亚矿工之间持续的劳资纠纷激起了当地民 众的不满。赞比亚工会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的发展影响甚微，但总体上却对非洲的劳务市场造成了负面影 响。”采矿领域发生的暴力事件和冲突恰成了这一负面观点的佐证。在发生于2010年10月的最新一起事件中，位于曼巴（Maamba）的科蓝煤矿 （Callum mine）的两名中方监工向一群要求加薪的赞比亚矿工开火，造成13人受伤。这两名涉嫌枪击的中方管理者自去年十月保释在外，至今未出庭受审。
很显然，亚洲国家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权力分布上呈不对称态势。因此，这样的关系必 定会对新的经济依存模式和国家主权产生深远影响。问题不在于中国 企图在非洲推行威权统治。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对非洲实行了直接的意识形态控制。但有一点显而易见，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意味着 威权政府对市民社会的控制在短期内将会增强。
最惹人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对于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态度是否有所懈怠。有关 中国政府如何调动一切手段营救滞留利比亚的3万多中国公民的报道表明，中国在绝对尊重国家主权上的传统立场正在缓慢但却进一步地发生蜕变，这种蜕变始于上 世纪90年代。对于一项对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实行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并将之移交国际刑事法庭的联合国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此举关乎的已不仅仅是撤侨。一个好管闲事的中国未必会令 来自西方世界的竞争者或非洲国家产生好感。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对于中方在当地的投资，中国和有关非洲国家已然形成两种截然相反 的观点。以中国国有公司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 Africa Mining）经营的位于赞比亚铜带省（Copperbelt）的谦比希（Chambishi）经济特区为例。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非经贸合作白皮 书称赞了中国在赞比亚投资所取得的成效：“目前已引进13家企业；涉及采矿、勘探、有色金属加工、化工、建筑等领域，完成实际投资6亿美元，为当地提供就 业岗位6000多个。”
去年八月，我就谦比希地区的发展状况询问了首都卢萨卡的部长级官员和铜带省的地方官 员，他们的意见从怀疑到沮丧气恼不一而足。一位经济学家称：“就签署的相关文件来看，该地区的发展前景不错，倘若予以落实，应该也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可后 来，最初接手该地区的中国承包商却称该计划不可行——成本太高。于是他们想让赞比亚向中国政府借钱来为该工程买单。”
我用同样的问题询问了铜带省首府恩多拉市（Ndola）的一位地方官员，他回答我说： “告诉你吧，事实上，没有人清楚到底进展如何。似乎没有人对之负责——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知道，即便你是内阁办公室的长官，他们也不会让你进入他们的地 区！即使铜带省省长亲自出席某个企业展示会，中国代表团对会上的翻译也不屑一顾。”
对于这样的言论，是否应该将之视为袖手旁观的地方官员所发的无关痛痒的牢骚，从而淡然处之？抑或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通常被认为可以取代对非政策空间扩大的西方——的所作所为可能造成当地政策的缩紧，并损害非洲国家政府对本国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主权权利？
由于增加了政治和战略风险，这一问题很可能会被列为今后的首项议程。除非中国式威权资本主义垮台，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前途将产生巨大冲击。
但事情并非全无转机。在殖民和冷战时期，非洲的资源和非洲人的性命被不公正地强行卷入全球进程，这已然成为历史，而今，非洲人民对于把握自身命运和发展机遇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辛优汉是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网络之后，民主之前：中国社会和媒体相互竞争的规则》（After the Internet, Before Democracy: Competing Norms in Chinese Media and Society）。点击此处阅读摘要。电子邮件：johan.lagerkvist@ui.se or @Chinaroader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