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政策的权衡——上篇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人们仔细研究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举一动，以期能够从中找到旧有模式的转变路径。一些分析人士希望中国能够肩负起新的全球责任；还有一些则希望中国继续奉行坚持国家主权的政策。此次分为上、下两篇的耶鲁全球系列文章将分析中国外交政策中优先事务的决定策略。在上篇中，作家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指出，中国针对利比亚问题不断变化的政策，表现出它在非洲地区贸易投资的强烈利益诉求，以及它对安全事务的谨慎态度。中国不需要就突尼斯和埃及的动乱事件表态。但是利比亚——以及该国政府对平民所造成的威胁——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议题。中国投票弃权，使得设立利比亚禁飞区的决议最终得以通过了。如今，中国谴责各种对利比亚的干预措施，呼吁地区稳定，只是面对那些在利比亚寻求安全环境的绝望百姓时，它却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更不用说顾及到他们的改革需要了。芬比的结论是，世界大国必须在复杂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否则就会有失去影响力的风险。——耶鲁全球
中国外交政策的权衡——上篇
中国声称对国际纠纷中的武力干预感到反感，避免正面回应利比亚问题
Wednesday, April 13, 2011
伦敦：三十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它还尚未立 稳脚跟。中国已经拥有了实现经济目标的自信，但要说在帮助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它还缺乏一定的意愿和能力，经济自信和外交能力中间仍存 在着一段鸿沟。虽然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在各类维和行动中贡献突出，但它似乎常常在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一最狭隘的范围内行动 。当然，所有的国家都会首先为自己着想——即使是那些为了更广泛利益而偶尔放弃这种考虑的国家也不例外。不过讽刺的是，中国这种单一偏狭的思维最终只会减 弱它在世界的影响力。
这在中国对利政策的变化上就表现得很明显。和先前派遣军舰抗击索马里海盗的道理一样， 北非国家的国内动态对中国来说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在利比亚，约有30,000名中国人在为50多个项目工作。据中国商务部称，这些人员撤离后，工程停滞 使得中国企业大约损失了188亿美元。
但为反对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所发起的起义也为中国政府领导人带来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长久以来，中国尊重国家主权的神圣性，不会让他国领导人的内政举措影响到该国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和那些原材料供应国。但在这次事件中，中国没有选择使用 安理会的否决权去保护利比亚的政权。
由于突尼斯和埃及的起义并没有闹到联合国层面，中国不必就此表态，但中东地区对中国来 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地的骚乱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十分棘手的挑战。埃及抗议爆发后，中国媒体受令只能使用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北京方面没有给出任何 官方评价。但是考虑到中国每年从沙特阿拉伯大量的石油进口，与伊朗的关系，还有对原材料提供国国内动荡局势的担忧，显然，中国政府在密切关注着中东地区的 局势。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利益权衡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可能，北京对卡扎菲没有多少 好感，对他的领导也无甚信心，在目睹突尼斯和埃及的局势发展之后，中国政府更无意对他给予什么支持，万一卡扎菲被迫下台，这种表态将会导致自己站在继任政 府的对立面上。经济方面，中国企业今年在利比亚的签单已经同比下降45%，合同完成的数量也下降了14%。
所以，中国在联合国关于禁飞区的投票中弃权了。对于急切希望采取行动的西方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只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北京的态度十分谨慎。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说道，中国政府“强调，安理会行动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 则以及相关国际法准则，尊重利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等和平手段解决利当前危机。”这段话给中国留下了充分的反对空间，正如它之后迅速所做 的那样。很快，外交部就对打击卡扎菲部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表示“遗憾”，并希望“利局势尽快恢复稳定，避免武装冲突升级造成更多平民伤亡。”
3月底，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会见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会议上，胡锦涛罕见地使用了强 硬的外交措辞，强调武力不能解决危机，“如果军事行动殃及无辜平民，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则违背了安理会决议的初衷。”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共产党领导 人的胡锦涛呼吁有关方立即停火，并表示对利比亚可能面临的分裂局面十分担忧。萨科齐是武力打击卡扎菲的主要支持者，而胡锦涛则告诉他，中国“不赞成在国际 事务中使用武力”。
胡锦涛的讲话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态度，只是北京发现自己落入了尴尬的境地。中国和俄罗斯 所投的两张弃权票使得针对卡扎菲的空中打击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但之后，中国发现战争的发展超过了它所能接受的范围，尤其是当战争扩大到了地面部队。中国 无法收回自己的弃权票，现在也只能陷入一连串超出控制的事件之中了。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喜欢掌控一切、讨厌被人视作棋子的政权来说，这样的局面自然不是它想要的。实际上，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尽管联合国决议的执行弹性非常大，法国，还有它积极的盟友英国，仍然努力不断加深军事打击的力度，力图将弹性最大化。
最终的结果是，当中国今后要签署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国际行动时，它很可能会变得更为小心翼翼。对利比亚事件来说，一个比较好的情况是，中国坚持和轰炸行动划清界限，并继续保持不干涉状态，最后无论谁是赢家，它都表示支持。
中国有不可忽视的国内因素需要考虑。它对国家主权和不干预政策的坚持显然和本国国内对 西藏还有新疆的控制有关。中国不是埃及，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利比亚，但是北非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s）触发了中国大陆一次重大的镇压活动。在某海外中文网站上，有人想在北京和上海发起类似的抗议活动，官方出动警力阻拦了任何响应号 召的尝试。近几周来，中国媒体深入研究稳定的必要性，将报道上混乱不堪的北非局面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井然秩序作对比。中国前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和 埃及大使安惠侯在国家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写道，如果卡扎菲在恰当的后续解决方案缺位的情况下被迫下台，利比亚很可能遭遇“彻底的混乱”。
20世纪70年代末发起经济改革后，邓小平提出，中国要在国际政治上韬光养晦，同时在 贸易和商业领域建立优势。如今，胡锦涛这一届领导班子已出现放弃这一谨慎策略的迹象，例如中国政府对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入狱的异见分子刘晓波时所 作出的强烈反应。但是，要在诸如利比亚危机等和中国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情况中扮演好国际外交角色，中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够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投身到国际公共目标的合作努力中，但这一愿望的实现还尚需时日。
乔纳森·芬比是《企业版中国现代史》（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的作者，现任“可靠来源”（Trusted Sources）新兴市场研究机构的中国研究主任。点击这里阅读其著作《现代中国：大国的衰落与崛起，从1850至今》（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摘录。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