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势力在东南亚的边界
不断壮大的经济实力不一定能转化成政治影响力。分析家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北京通过贸易，能对东盟成员国的经济选择施加影响，但在安全事务上却没有那么显著的效果。她指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已经重新构造了东亚地区的经济网络，作为面向全世界的最终组装和出口基地它带动了区域生产。”她补充说，在解决长期冲突过程中，与具有共同目标的人联合，要比劝说别人违背自己的利益要更容易。强硬的言论和行动使人不禁对中国的和平意图发生怀疑，并导致东盟邻居们采取保护和遏制措施。“中国说服力的基础在于她持续善意政策行动的能力。”吴说。在面对众多冲突时，中国有大量选择的余地，既可以展示它的全球领导地位，也可以挥霍其影响力。——耶鲁全球
中国势力在东南亚的边界
共同的经济目标促进贸易合作，但是中国在领土争议上的强硬路线却让邻国担忧
Tuesday, April 26, 2011
伦敦：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国之一的说法已不再招人质疑，但是仅仅列出中国不断增加的物质财富本身却不能证明它的强大。更能说明问题的提法是，中国是否能有效地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资源，影响其它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某些事件的结果？
东南亚为研究中国崛起的力量提供了一个“轻松”的案例。考虑到力量的严重不对称，如果中国国力确实增强了，那么我们应该可看到这些弱小邻居在回应中国的要挟、劝说或诱惑上发生态度或行为的改变。但目前来看结果是复杂的。尽管中国一直能够朝着有利的方向来驾驭本地区的大部分经济能量，但是在领土和资源的纷争中却表现得无所顾忌。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已经重新构造了东亚的经济网络，中国是全世界的最终组装和出口基地，而在它背后，东亚则带动了区域生产。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促进更广泛的经济地区主义来增强其经济领导地位。
在欠发达的东南亚内陆地区，正是中国的参与，为基础设施项目拉来了国际投资，从而为亚洲开发银行的大湄公河次区域计划提供了可行的地区经济发展方案。这些计划将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较贫穷国家与中国和泰国的市场连接起来，并且有助于中国获得更多的原材料，加强对印度洋和中国东海各港口的利用。计划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和美国增加对湄公河地区的兴趣和投资。
更为显著的成果是，中国提出的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也解决了如何促进本地区经济融合这个老大难问题。于2010年正式生效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它覆盖19亿消费者，贸易额达到4.3万亿美元。
在过去，冷战和低成本制造业的激烈竞争导致东南亚各国无法达成有效的区域经济融合。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将它们共同的发展愿望转化成了区域经济融合。它通过乘数效应来行使力量：利用庞大的制造业形成规模经济，同时通过政治影响力来提高这项事业的重要性，甚至还有合法性。
尽管这种乘法效益对中国在东南亚取得政治成功至关重要，但却并没有成为它在本地影响的有力证明，原因是北京只是在动员各国之前已经存在的期望，而不需要强迫其他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与之相对的是，在某些其它国家的预先态度不太明朗和确定的情形中，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的崛起是否是一大威胁的著名争论中，中国却有机会劝说各国相信自己关于“和平崛起”的说法更准确，而对它们也更有利。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发起了一场官方运动，塑造自己是一个善意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这个运动使用了另外一套说法来解释中国的合作式新安全概念，以及在力争创建“和谐世界”过程中说明其“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目标。发出这样的信息是为了让邻居们放心——鉴于中国的和平意图、有限的国力、互利互助的发展方向以及多元化的国际视野，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或安全利益。
伴随着言论的是政策行动。在东南亚，中国与越南就土地（尽管不是海洋）边界问题举行了谈判、全面参与了东盟的各个机构，同时分别在97年和09年的金融危机中承担了高调的克制和援助责任。中国与某些国家达成的对某些特定商品取消贸易壁垒的“CAFTA早期收获计划”被中国分析家形容为一项“多给少拿”的举措，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邻邦的和谐与富裕。
在中国的威胁这个问题上，东南亚各国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完全消除疑虑。中国说服力的基础在于她持续善意政策行动的能力。除了努力弥补因为中国的竞争而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外，邻居们也在更为严重的利益冲突领域观察着中国的一举一动。
最能直观地说明权力已经转化成影响的情形是，强大的一方能让另一方在他们发生过冲突的某个重大问题上改变政策。在中国与东南亚的情况中，这类重大问题包括对台湾的政策、与美国的防务关系和领土争议政策。对于这些比较棘手的问题，目前我们还很难看到东南亚各国针对中国的行动在政策上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这些问题中，中国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与南中国海环礁有关的争议上。在2002年达成的一份行动声明中，中国和东盟承诺将开展和平协商。但是中国的海军却不断演习来坚持领土主张，并导致与越南和菲律宾发生了小规模冲突。英国石油公司在2007年花了两个月时间取得越南的同意开发其近海气田，但随后取消了该项目，原因据说是中国威胁将禁止该公司参与未来中国的能源项目。今年三月中国的海军舰船曾试图阻止菲律宾声称是在己方水域开展的石油钻探工作。
在2010年召开的地区防长会议上，中国将南海问题视作“国家核心主权利益”的声明，引致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警告：“美国反对使用武力和行动妨碍通航自由”。一个月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重申了美国在和平解决这些多边争议中的“核心利益”。2010年10月当日本海岸卫队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并指控其侵入和日方水域之后，双方关系降至冰点。而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中国面对海洋争议的行为让美国的利益得到进一步增强。奥巴马政府公开宣布日美安保条约将覆盖钓鱼岛，并重申了在中国南海和平解决争端、保证通航自由和尊重国际海洋法的重要性。
中国在这些争端中的表现对它的意图构成了重大考验，同时它的强硬路线也因为促成东南亚、日本与美国的紧密团结而变得事与愿违。北京的行动让本地区那些不相信“和平崛起”的悲观主义者增加了分量，同时持续的挟制行动可能促使中国的邻居们采取它不愿意看到的遏制政策。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事例证明中国正试图让东南亚各国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虽然有过劝说和诱惑的成功记录，但在某些挑战性问题上北京对是否应向邻国施压也表现出一定的谨慎。最近在南海遭到的强烈抵制也许会让北京的行为更为小心。中国的有限军力对此是一个重要的注解，毕竟，在海洋和安全领域，美国力量的存在仍然发挥中显著的阻吓作用。
吴翠玲博士是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国际关系副教授以及ESRC职业发展研究员（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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