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为生存而战—上篇
使希腊、葡萄牙、意大利陷入动荡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欧元区的稳定,而且让人认真思考,该地区该与世界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本次上下两篇的系列文章考察欧洲危机及其后果。在上篇文章中,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政策高级研究员弗朗索瓦•古德蒙指出,欧洲与中国的金融关系得到的关注最少,而中国可能已经准备好利用欧盟的困境来谋取好处。很少关注中国的一个原因是:无法得到欧洲公债的所有者的统计数据,中国的数据也是保密的。中国小心翼翼地走近欧洲,与个别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合作,避免遭到不时对其人权状况的谴责。但是,古德蒙建议,随着欧洲经济陷入困境,中国可能获得发挥影响力的杠杆。他敦促说监督是第一步,而且,“欧元区国家如果能获得共同的或协作的统计工具,以此跟外部债权人打交道,这将对它们大有益处。”靠国家自身来监督或管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是错误的。----耶鲁全球
欧元区为生存而战---上篇
为了避免惊人的恶劣后果,欧洲和中国的金融合作关系应该包括统计数据的公开
Tuesday, August 16, 2011
巴黎:随着美国预算赤字和欧洲公共债务这一双重危机的出现,中国需要担忧的地方很多。中国最大的国际债务人美国即使能避免更严重的事件,但它以贬值的货币支付借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中国主要的顾客欧洲——占中国出口的四分之一——眼看着统一市场的支持力量正在萎缩,因为信贷危机威胁到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
没有人知道这双重危机的最后结果是什么,中国人当然也不知道,因为解决办法更多属于政治问题,即美国的国内问题和欧洲的国际问题。中国分析家公开谴责华盛顿宽松的货币政策,他们担忧这是免费搭中国的便车,同时他们谴责欧洲模糊、偶尔失控的决策制定过程。换句话说,他们批评美国的货币政策,却希望欧洲用自己的货币政策。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在大西洋两边的利害关系都是巨大的。对美国来说,无需证明,因为美国的财政数据都是可以自由查阅的,上面记录了中国拥有联邦货币的增加趋势不可阻挡。到了四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高达1.2万亿美元,几乎占外国人所拥有的全部国债的四分之一。
中国对欧洲的兴趣不很明显有下面几个原因。谁拥有什么样的公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这方面的统计数据都是不可得的,而且并不意外的是,在中国那是国家机密。难怪有很多人建议,在欧洲中央银行之外再创建一个欧洲财政部或其他什么名字的机构。外国投资——其中只有7个成员国拥有最低限度的明确规则——甚至外国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通过国家的棱镜来观察。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对中国快速增长的集体贸易赤字长期以来被欧洲国家自己低估了。公债也是以国家为单位计算的,因为欧洲中央银行只负责货币政策而不管财政政策,比如对欧洲公债的主要外国买家就没有分类分析。
2005年欧洲在取消自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来实施的武器禁运问题上出尔反尔, 2008年的西藏争端给欧洲国家针对中国的公众舆论留下伤疤之后,都让中国感到失望,不再那么雄心勃勃地要与欧洲整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因此,中国一直在欧盟保持低调。高峰会并没有产生冗长的声明,中国和欧洲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有知名度的非政府间会议也很少。
但是,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则非常活跃,这不仅涉及商业外交,而且有高层访问和公共外交。而公共外交越来越多地围绕“帮助朋友”的观念展开,这里的“朋友”指需要投资或简单地需要现金的欧洲边缘国家。这在欧盟和中国的关系上决不是小的变化,因为长期以来中欧关系是建立在建设关系上,欧洲给予而中国接受,这符合各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但是今天,中国的发展银行在东欧如匈牙利的活跃程度完全不亚于在拉丁美洲和委内瑞拉。来访的中国政府官员承诺购买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农产品,或者提出购买公债的可能性,但通常都不引用具体数据。中国借给希腊、葡萄牙和其他陷入困境的国家到底多少钱,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
中国还有一种商业逻辑,就是先通过租借的港口、机场以及贸易基地的跑道获得后勤、交通、通讯资产,而这些贸易基地有一天将成为装配中心。毫无疑问,如果政治气候合适,国家控制和补贴的中国企业将大举进入欧洲的公共基础设施市场。为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提供火车及铁路,合同都签好了;在波兰修公路,完全没阻滞;电讯巨头华为甚至高调提出在2012年奥运会前给伦敦地铁安装移动网络。对此,英国人说“对不起,没有时间”。所有这些证据都说明中国已经在欧洲经济体内部,而不再仅仅是遥远的供货商或分包商。
当然,这种深入、实用、和近距离的存在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部分完全是政治性的。中国难道不是获得了对陷入困境的欧洲小国的新影响力吗?当匈牙利右翼政府唱起与中国是“传统盟友”的赞歌时,它当然是渴望中国的投资,而中国则选择匈牙利作为进入欧洲经济的入口。不过,匈牙利在诸如西藏等问题上也明显地抛弃了某些意识形态上的信条。虽然有些政府---北欧、德国、以及最明显的英国---在政治立场和经济关系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其他问题是直接的经济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援助和贸易上的开放立场,欧盟及其最核心的经济体已经认识到,中国事实上仍然是相对来说封闭的市场。他们可能敦促欧盟在投资、公共采购或高技术合作方面更加开放,以对抗中国做出的努力,拆除一些非正式壁垒,或者在欧洲企业拥有强烈兴趣的领域采取新的立法步骤。但是考虑到欧洲人与外国合作的许多经济协商是在政府间进行的本质,如果中国能动员欧洲那些寻找投资的新成员或者陷入公共预算危机的弱小国家的话,它可能得到过多的影响力或许还有心照不宣的否决权。
这个领域强烈需要欧洲的团结,这领域常常与欧元危机问题搅在一起。最起码,17个欧元区国家如果能获得共同的或协作的统计工具,以此跟外部债权人打交道,这将对它们大有益处。如今双方正在考虑的欧盟和中国的投资协议应该成为欧盟范围内的外国投资管理的规范,主要内容是鼓励投资,但也包括表现一定数量的限制性指导原则。在中国积极推动进入欧洲公共市场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对欧洲消费者是有利的),作为相互的要求,中国的公共市场也应该真正开放。
欧洲不能单靠与中国打交道就解决这些问题。在必要的时候,欧洲也要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考虑与大西洋另一边一起行动。但是,在此问题上与其他发展一样,人们发现全球化产生的问题给欧洲的团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顾德明是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政策研究员,与他人合著《欧洲的混乱》(The Scramble for Europe)。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