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反腐运动暂时获胜
安纳•哈扎雷在新德里组织了公开的绝食行动来加强反腐败法案，此前该法案已提交印度议会进行审议。来自公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和青年的广泛支持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同时震惊了印度政界。12天的绝食之后，政府认输了，哈扎雷的绝食结束。然而，新德里记者阿肖克•马利克（Ashok Malik）警告说，一旦反腐斗争扰乱了经济的进步，印度的政客们会再一次面临公众的激愤。顾虑之一便是近几个月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变慢，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怨恨的竞争性政治和多增加的官僚机构会使经济改革复杂化，扩大哈扎雷的目标与他的年轻支持者的抱负之间的距离。几十年以来，电信等工业领域中的经济扩张带来了效率和财富。马利克总结说，政治必须与经济改革和公民的渴望保持同步。——耶鲁全球
印度反腐运动暂时获胜
印度腐败问题的长期解药不是抗议，而是经济发展
Thursday, September 1, 2011
委员会或调查官员议案 已向议会提出并提交议会委员会进行讨论，现在该议案也要考虑哈扎雷和他的以“印度反对腐败”为口号组织起来的民间活动者团队所提出的三大修正案。这本身已 经算是一些成就了。到目前为止，向议会提出法案后，议会之外的人提议的修正案还从来没有得到议会委员会的讨论。然而，哈扎雷胜利的光辉或许持续不了多久， 因为他年轻的支持者会发现，虽说腐败构成了一种障碍，哈扎雷的统计学观点对他们的职业抱负也没有很大的助益。
政府对哈扎雷抗议的第一反应稍显笨拙，迅速将他逮捕，然后又同样迅速地将他释放，这已耗费了不少政治资本。国大党，作为领导联合进步联盟执政的政党，坦承对哈扎雷获得中产阶级如此高涨的支持表示震惊。
抗议的人群挥动着国旗和声讨政府的横幅，他们的举动表明青年激进主义又重新回到街头政治，1991年经济自由化启动以来已基本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人群中这些年轻人代表着什么呢？
首先，他们象征着人们 对印度发生的一系列高调的公共丑闻的不耐烦情绪持续高涨。丑闻中最大的一起便是电信部长具有争议性地出售电信牌照给无相关资质公司的事件，目前该部长已锒 铛入狱。紧随其后的还有数起关于情妇事件和在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项目合同中过度花费的指控。
第二，他们显示了印度 青年人数激增带来的政治挑战。在印度十多亿人口中，15至34岁年龄段的人口在世纪之交时达到了3.5亿。到2030年，全国人口将达15亿，其中15至 34岁的人数将达到最高峰4.85亿。虽然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印度的人口红利”，它也预示着一种政治风险。对于印度政府，或者任何政府来说，它意味着一 批难以取悦的选民的存在。
高速发展了近十年后，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开始放缓。去年，外国直接投资也已减少，并且实际上被印度公司在海外的投资额大大超过。这归咎于政策和管理上的瓶颈，以及国大党对经济改革的热情不足。
在国大党主席索尼娅· 甘地（Sonia Gandhi）和她的儿子、国大党总书记、未来总理的可能人选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的领导下，国大党专注于福利计划。全国农村失业救济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这一项目的实施实际上推高了农业和工业的工资水平。分析家担忧印度在 保持经济发展引擎运转、开放更多经济部门、削减政府支出和快速填补印度基础设施空白或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方面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
正因如此，联合进步联 盟政府已失去了印度商界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国大党的一位部长称，“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怨恨政治（politics of grievance）上，或许我们需要用渴望政治（politics of aspiration）来缓和一下。”过去几年中，国大党推迟了劳动法改革，否决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包括韩国钢铁巨头浦项制铁公司（POSCO）在奥里萨 邦（Orissa）兴建钢铁厂这样的对印度注入最大单笔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还利用了结合重商主义观点和对农业极具浪漫主义看法的官方辞令，可以说它对 “怨恨政治”进行了最优化。
不幸的是，国大党目前 被左右夹击。哈扎雷的“副官”中也有一部分是“怨恨政治”的实践者，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普拉香特·布尚（Prashant Bhushan），其中的一位律师，在几个月前举行的关于委员会议案的研讨会上指出，腐败的不断发生与1991年后的经济政策有关。他说，“在私有化和收 回投资的名义下，政府现在把公共事业中的公共财产转移到私人的手中。这已经导致形成一个合法的黑手党。”哈扎雷自己宣布在即将进行的抗议中会有一次是针对 “教育商业化”的。私立学校和大学很可能会是抗议的目标。
在哈扎雷、他的同仁和 出来支持他们的年轻印度人之间好像有一点脱节。印度的中产阶级目前之所以处于历史中最强大的时期，正是因为他们受益于20年来的经济改革。中产阶级对现行 政治制度表示出不耐烦情绪，因为他们感到这一制度已无法跟上经济变革的脚步，甚至事实上已遏制了经济变革的发生。虽然如此，国大党或哈扎雷团队中并没有任 何人对这种渴望作深入探索。
这种渴望来自于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自于一种经验上的认识，即如果允许改革和撤销管制，就会粉碎短缺经济，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过。
电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 子。1990年代末期之前，很少印度人有电话。对那些拥有电话的人来说，电话是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电信服务很差，线路经常坏掉。让坏掉的电话重新恢复使用 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经常需要讨好社区电话办公室的小官。另外，还需要时不时地贿赂线路保养工。这些都不是夸张的故事，而是生活中的真实事例。
如今，小腐败已在电信业中消失了。印度人不需要贿赂地上通讯线技术员或移动业务提供商办公室的职员。私人业务的进入和激烈的竞争让等候名单不复存在。上一代人要等待20年才等来一个电话（本文作者的家里就是这样），现在电话连接追随着消费者，再也不是跟以前那样。
当然，随着连接的简易 程度的提高，市场不断扩大，收入也不断提高。这使得进入电信行业变得极富吸引力，营业牌照和范围被众人所企求。这种供需的不对称性提高到了另一种层次。政 客们诸如拉贾（A. Raja），已被监禁的前电信部长，利用这种不对称性，把向电信公司发放牌照变成了谋取个人收入的方式。
碰巧，哈扎雷和他的同志们更愿意看到故事的第二部分，即电信服务扩张后的努力。毫无疑问，走在新德里街头的不耐烦的年轻印度人看到的是半满的杯子，他们希 望杯子尽快被装满。他们了解哈扎雷和国大党的21世纪社会主义者都不愿意承认治疗印度腐败的真正具有持续性的解药是经济扩张。
阿肖克•马利克(Ashok Malik)是新德里的一名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他主要为印度和国外出版物撰写关于印度政治经济和海外政策以及两者交叉的相关内容。最近他为悉尼罗伊研究 所(the Lowy Institute, Sydney)撰写了一篇关于商业和民间团体对印度海外政策的影响的论文，题目为“印度的新世界：民间团体对海外政策形成的影响”。
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