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过后——中篇

巴以双边和解的种种努力陷入僵局，推动了巴勒斯坦提出申请独立国家地位的提议。申请的推动力还来自于巴勒斯坦人民对尊严与政治解放的渴求。这正是机遇所在。尊严与解放蕴育着自信与责任的种子：自信方面是，巴勒斯坦领导人将有权力代表人民发言，为此，将建立一个基于战略利益而谋求与以色列建立安全关系的政府；责任方面是，建立一个必须外交内政双管齐下的政府，负责人地影响它所希望代表的人民在国内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向外展示民族形象。

 

在过去20多年寻求和平的过程中，缺少一种对称性。作为国家的以色列有着独立国家的全套标识，主导着寻求和平的过程，而且，恰切的说，以色列在这一过程中拖了后腿，并将焦点限定在实现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上面。巴勒斯坦领导人，由于自信和尊严的缺失，不得不降低目标，只希望从它既反对又依赖的其它国家那里解放出来。是时候跨越这种情形了。谈判各方之间尊严的平等，是达成更为长期的和解的必要步骤。

 

该提议的机遇在于，它带来了自信与责任，与此相随的，它重新平衡了以巴之间的关系。巴勒斯坦常常以占领为托辞，回避一些尖锐的关于政府内部责任的问题，没有确保领土不能成为使用暴力的跳板。独立国家的地位将使得这种回避更加困难。而以色列在遭遇外来袭击威胁时的正当防卫权利，在法律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混淆将不复存在。以色列将有这样的防卫权。法律以及法律义务方面上的平等与清晰将适用于双方。巴以关系的向前发展，将会由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国际法来调整，而不再适用战争期间占领区的某种不明确的混杂法律，这种混杂的法律无限复杂，包含着以色列、约旦、埃及和土耳其法律的要素。要寻求和平，就要让问题浮现，让梦想变得清晰。

 

机遇要实现起来并不容易，而且可能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巴勒斯坦独立国家地位的形式与实质的分离将清楚地显示出来。如果形式不会破坏实质的限制，那么，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国际社会等各方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意愿。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须明白，这一成功是很脆弱的，只能通过步步为营才能确保，而傲慢的姿态或者敌对的态度，是不能保证这一成功的。巴勒斯坦领带人需要引领人民，而不是对人民随声附和，要抵制那种通过与以色列决裂来达到建设和加强国家的极端呼声。以色列将不得不适应这种新的现实，从中发现自己也能创造和平的机遇。国际社会，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必须促进局势的稳定。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挑战。此外，还有其它更为系统、更为制度化的、更加迫切的挑战，这些也需要厘清。巴以双方之间的政治及制度关系的建构，以及巴勒斯坦政体结构的建构，可以追溯到一二十年前的“临时协议”和“奥斯陆协议”期间。争取独立国家地位的提议将使这一建构受到挑战，而空白往往产生风险。对于巴勒斯坦争取独立国家地位来说，“四方和平路线图”开启了一个不同的视野。如果这一路线图依然重要，那么需要仔细对它进行再调整，且这一再调整不得降低安全责任的至关重要性，安全责任无疑仍将是核心。最近评论的焦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涉及独立国家地位是否会提供新的渠道，让巴勒斯坦可以在定居点、军事行动以及更多的问题上骚扰以色列。

 

上述最后一点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够使争端升级，变得更加尖锐，此后将不可能得到轻易解决。巴勒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巴斯应当明确地在其议程中放弃这一点。关于这一问题，他总是可以通过正当程序再行讨论。在这个时候，巴勒斯坦正式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或许是一种愚蠢的做法，这可能会推迟为下一代人争取真正和平的时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长久解决之道，通过法院的判决是无法达成的。

 

如果需要进行投票，当阿巴斯总统发言时，他需要让人们看到展开对话的新的可能性，而非冲突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考虑加沙人民的意愿，而不能仅仅考虑西岸的想法。以色列应当支持这一提议，虽然政治决定了它不会这么做。然而，以色列在表示反对时应当强调，它所关注的是过程以及谁代表巴勒斯坦民意发言，而不是巴勒斯坦主权独立这一结果。美国必然站在以色列一边，表示改变不会导致以色列的安全出现问题，但在这样做的同时，美国必须明白，现状难以为继且不可接受。欧洲应该是对任何提议均投弃权票，这不是因为缺乏决定能力，而是因为它要明确申明：独立国家地位这一形式与政府的实质所显示出的不一致性，要求巴勒斯坦领导人必须说服国际社会、援助方和投资者，让他们相信独立国家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名号的问题，当它拥有独立国家的地位，它确实会承担责任。而支持巴勒斯坦取得独立国家地位的其它国家，数量较多，这些国家应当投上庄严一票，见证巴勒斯坦人民依法建国的抱负，而且，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事需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