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经济发展的四个因素
人们自己创造了不可持续、摇摆不定的经济结构，但人们并不真的就和这样的结构绑在一起。政治体制会有意无意地对地区和全球经济模式产生影响。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执行董事斯图尔特•沃利斯（Stewart Wallis）敦促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更频繁、更严峻的种种危机，无论是极端天气事件，耕地遭受破坏，或是对债务的过度依赖。各国政治领导人和公民正沿着这样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前行，这条道路存在着被沃利斯称作“4U”的四个系统性问题，由此造成了人们不可持续（unsustainable）、不公平（unfair）、动荡不安（unstable）和幸福感缺失（unhappy）的生活方式。新经济基金会旨在挑战传统智慧，以创新的解决方式来提高全球生活质量，其首要目标是找到并采取那些证明是成功的措施，以实现幸福最大化。目前这条通往不可持续和贫富悬殊的道路不仅危机四伏，而且我们完全可以避免涉足其中，另辟蹊径。——耶鲁全球
制约经济发展的四个因素
缺乏可持续、公平、稳定和快乐的全球经济发展道路不必忽视幸福安宁
Wednesday, September 28, 2011
伦敦：对于我们当中期待经济走出低迷、转入正轨的人而言，今夏可谓一波三折。纽约遭受热带风暴袭击，欧洲债务危机致使欧元重挫，英国多个主要城市爆发骚乱，数百万人在旱情严重的“非洲之角”备受饥饿的煎熬。
这些事件可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它们却以各自的方式昭示了一个更大的危机，这一危机考验着我们对于经济运行规律的传统理解。
一种将人和地球置于首位的全新经济理念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全球经济发展至今演化出四个系统性且相互关联的问题，我将之称为“4U”，即不可持续（unsustainable）、不公平（unfair）、动荡不安（unstable）和幸福感缺失（unhappy）。
不可持续：地球上的资源正在消耗殆尽。我们如今面临着地球温度相较前工业化时代高出4摄氏度的巨大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物种灭绝和其它问题。
几年前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对地球上各个生命维持系统的演化趋势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25个主要生态系统（整个地球赖以存在运行的生命维持系统）中有15个 正处于退化或严重退化阶段，其中包括淡水、表土、授粉及其它诸系统。问题远不止于气候变化。
如果世界上每个人消耗资源的速度都同英国人持平，那么我们需要三个地球才能满足所有人的 需求；如果每个人的生活水准都向美国人看齐，那么我们就需要五个地球。但事实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此人人都过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改变。若非 如此，等待我们的只能是资源匮乏和物价飞涨。
不公平：全球经济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源于第一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初，地球上最富有的20%的人口其收入是最贫穷的20%的五至七倍。到二十世纪末，这一比率升至75:1。
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合著的《精神层面》（The Spirit Level）一书令人信服地表明，导致犯罪、吸毒等诸多社会痼疾的罪魁祸首不是贫困或者失业，而是不平等。存在于一个国家的各种社会弊病（包括囚犯数量、 青少年意外怀孕的发生率和吸毒）同该国的平等程度密切相关。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声称，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会从富人阶层“下渗”到贫困阶层。而我们眼下所见却是财富从各个社会部门汇聚到最富有的那群人中。
动荡不安：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率且有弹性的经济体制。传统经济体制下，经济受挫后无法迅速回弹，因为传统经济学缺乏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简易尺度，也因而忽视了经济发展质量的价值。
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主要是以效率为中心创立经济体制的，它们往往置安全网、缓冲区和防火 墙于不顾。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既不高效也没有弹性，因为它们常常面临崩溃。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次贷危机蔓延至世界各国，几乎摧毁了本国的银行体系。希 腊和葡萄牙也爆发了类似危机，此类动荡事件的发生频率正在持续上升。
在1906年的那场大火将旧金山焚毁以前，该市的所有消防栓都是由一个地方给水。水从一 个中心区域流向位于不同区域的水箱。假如邮政街（Post Street）发生火灾，可以就地取水。这在当时是一种本轻利厚的设计。但麻烦在于，在地震中管道断裂，供水系统瘫痪，这时一旦发生火灾，大火便会在整个 城市蔓延开来。如今该市的各个水箱都是独立供水。经济体制需要类似的安全网和防火墙。
幸福感缺失：我们新经济研究所（New Economics Institute）的一位顾问、作家兼环境保护主义者比尔•麦奇本（Bill McKibben）说：“‘更多’和‘更好’正在分道扬镳。更多的收入不再意味着更好的生活。”
更糟糕的是，在许多所谓的发达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实际上正在减退。在许多地方，各种心理疾病的病例急遽增加。在英语国家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承受着某种心理疾病的折磨。幸福正在悄然离我们远去。
综观上述四个问题，显而易见，我们正在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加速前行。地球的资源正在被我们消耗殆尽，与此同时，我们还酿造出极大的动荡不安和贫富差距，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没有使自己变得更幸福。这是一条愚蠢的道路，但却是可以避免的。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要摆脱眼前的困境并非毫无办法，但这需要我们对我们所谓的多数正统经济理念进行系统反思，包括设立新的奖励机制，采取不同的衡量方式和其它变革措施。
“衡量”一词听起来可能带有专家统治论的色彩，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当我们对某样东西有个衡量标准时，往往比较容易达成目标。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近日称经济增长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该言论本身也体现了思维的根本转变。这就是英国政府开始衡量幸福感这一更有意义和成效的经济目标的原因。
幸福感不仅仅意味着快乐。与我们共事的官员也用“蒸蒸日上”（flourishing）一词来衡量幸福感。这不仅包含快乐，还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至为重要的明确的人生目标。一个人在吸食毒品后也许会感到快乐，但这绝非“蒸蒸日上”的状态！
眼下，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提高“蒸蒸日上”的人口比重，并设法在全民中普及这种生活状态。将这些措施置于新经济的中心意味着我们所要达成目标的重大转变。
以幸福感或“蒸蒸日上”的生活状态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构建有赖于两大要素：一是实现目标所需的各种人类系统和制度，GDP当然也包括在内。另一要素是生态系统，即上述人类系统用以获取幸福所需的各项资源。
这是关于资本回报的全新经济学。这门新经济学对于未来经济提出的问题是：每消耗一个单元的自然资源能获取多少幸福？
这同目前旨在使金融资本回报率最大化的经济重心正相反。在改革后的新经济体制下，仍有必 要确保金融资本的回报率，但首要目标会变为在保存国家资本的同时实现幸福最大化。要实现幸福最大化，就要求政府做出相关方面的努力，包括致力于提供足够 的、良好的工作岗位和缩小贫富差距。
这个问题改变了我们的基本经济理念。这就是为何设定正确的生活质量衡量标准会引发我们对传统经济学的深刻反思并将我们引向新目标的原因。
经济观念变革的步伐较应有速率明显迟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过：“讲求实际的人们常常相信自己在相当程度上可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可是他们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
陈旧过时的经济观念禁锢了我们的思想，我们愈早从这一桎梏中解脱出来，就愈是有益于全人类的福祉。
斯图尔特•沃利斯（Stewart Wallis）是位于伦敦的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执行董事和美国新经济研究所（New Economics Institute）委员会委员。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