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民主大国冷对谴责叙利亚镇压
“阿拉伯之春”抗议运动已经让一些民主大国陷入窘境。法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贾弗雷罗（Christophe Jaffrelot）讨论了新兴民主国家是否有义务帮助一些国家中受压迫的民众获得民主自由，并试图说明为什么印度、巴西和南非会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干涉利比亚的决议，并拒绝在叙利亚阿萨德（al-Aassad）政权暴力镇压抗议者问题上寻求解决方案。新兴民主大国的领导人像美国一样对他们只支持有助于长期保护自己利益的指责做出了反击。这些民主国家对人权的冷漠令人不解，而贾弗雷罗则指出我们既需对此关注，同时也有理由感到乐观。大国对绝对主权的高度关注可能会影响全球的价值观体系，使自私自利得到推崇，并会妨碍将来许多问题的解决。强迫接受民主固然有问题，但压迫更是不对的。所有国家都要在纷繁芜杂的人权斗争中做出选择。——耶鲁全球
新兴民主大国冷对谴责叙利亚镇压
关注自身安全的印度、巴西和南非对在别的地方推广民主不感兴趣
Monday, October 10, 2011
纽约：今年春天在阿拉伯世界爆发的民主运动不但推翻了长期盘踞权力的独裁统治者，还让一 些民主大国陷入了窘迫的两难境地。特别是那些对自己的民主体制感到自豪的国家，“阿拉伯之春”就像一面镜子让它们不适。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三个被人们称为 “IBSA”的民主大国上周在谴责叙利亚的动议上投了弃权票，再一次用行动表明它们并不愿意和其它渴望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它 也就越懒得支持那些不再需要用来保护自己的原则——只不过有些受压迫的民众可能还会援用这些原则。
仅仅在一年前，奥巴马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还有针对性地呼吁新兴民主国家“不要袖手旁观，不要沉默。”他提醒这些国家说：“当不同政见者被监禁、抗议者被殴打时，请回想一下你们过去的历史，因为为其他人的自由挺身而出正是保护我们自身自由的必要代价。”
印度、巴西和南非有着几乎相对的反应。在卡扎菲的军队要在班加西展开大屠杀之际，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可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来保护利比亚平民。印度和巴西与中国、俄罗斯一道投了弃权票，而南非则投了赞成票，只是表现了自己的转向。
虽然叙利亚的示威者成了残酷镇压的牺牲品，但“金砖国家”仍然拒绝任何解决办法。今年8 月当印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时，一个由巴西、南非和印度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大马士革。鉴于叙利亚副外长数周前在新德里就已表明了官方态度，敦促印度不要被 “西方的宣传”误导，此时派出代表团无异于对巴沙尔·阿萨德政府这一立场的赞成。
在最近一次公开演讲中，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Shiv Shankar Menon）对本国的政策做了说明：“难道我们没有义务在国外推行民主和发扬我们的价值观吗？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接着他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 能找到某种手段确保民主得以推行，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让民主国家做我们的邻居有助于建立我们所需要的安全环境，那也是肯定的。”但是他同时也辩解说： “一个民族不能被强迫自由或实行民主。”最后他含沙射影地将矛头对准了西方：“我们看到许多像“抗议权”这样冠冕堂皇的词语被有选择性地操纵或被野蛮地用 于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让人道主义和国际干预背上恶名。”
中国和俄罗斯对人权斗争漠不关心，这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南非也是这种反应就让人有些 困惑了——毕竟这个国家恰恰是得益于外部干预才从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印度、巴西和南非的外交部长们自从2003年以来就每年会晤一次，并声称他们代表了三 个最大洲的三个最大民主国家。他们给出的会面理由，就是要为被国际体系排除在外的国家发言，从而实现国际体系“民主化” 。
情况很不容乐观，因为如果这三个国家与俄罗斯、中国联手反对推行民主的话，那么从1945年以来得到广泛接受的价值体系的将来会受到威胁。
不过前景也并不一定就那样悲观，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犬儒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并不是新鲜事物。西方一直在支持符合自己利益的独裁者 ——从智利的皮诺切特到巴基斯坦的齐亚（Zia），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而现在新兴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它们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积极推行民 主。印度为了获得缅甸的天然气而拒绝支持昂山素季，但是却又在帮助阿富汗实现民主来对抗巴基斯坦。南非不支持反对穆加贝（Mugabe）的工会主义者，也 许是害怕他们的胜利可能导致南非自己的工会脱离与非洲民族会议（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之间的联合；不过比勒陀利亚又准备干预象牙海岸以减少法国的影响。巴西不承认洪都拉斯的民选政府且避免在尼加拉瓜提出民主和人权问题。 西方国家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第二，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些国家的记录还不算太差。巴西在2001年制定《美洲国家民主 宪章》（Inter-American Democratic Chart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巴西不仅将自己放在美洲人权法庭（Inter-American Human Rights Court）的管辖范围内，同时还积极地参与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的组建。从区域层面来看，这是1998年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声明的部分要求，该声明同时规定那些不遵守民主的成员国将会被 终止会员资格或被驱逐。纳尔逊·曼德拉批评尼日利亚杀害人权人士，并于1998年派兵干预并拯救了莱索托的民主政权。为了防止1988年政变，印度也干涉 了马尔代夫，此外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还曾于1987-88年向斯里兰卡派出维和部队，希望在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之间维持正常秩序，只不过没有成功。
第三，金砖国家讨厌西方利用联合国1973号决议来推行政权变更，可能因此而拒绝支持外 国干预叙利亚的计划。但在数周之后，很明显利比亚战争的目的的确就是要让卡扎菲下台。因此乐观主义者可以设想等尘埃落定之后，新兴国家也许会再一次将为推 动民主而发生的外国干涉视为更好的手段。
这种乐观主义要有以下三个理由才能成立：
首先，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它就会越沉迷于现实政治。当印度、巴西和南非比较弱小的时候，他们更多地是强调道德原则，因为这在当时是他们对抗大国的唯一武器。现在他们有能力诉诸武力，于是就逐渐轻视国际法律。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三个国家都极为关注自己的国家主权，以至于联合国的“保护义务”很难被他们接受。而这正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剥削所遗留下 来的后果。但是在这种后殖民心态之外，它们实际上还流露出一个愿望，即希望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印度毛主义运动以及巴西亚马逊丛林等内部问 题。这三个国家的政策与分别面临西藏问题和车臣问题的中国与俄罗斯合流，共同应对西方，以对抗西方于冷战后的21世纪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实行的干预 政策。
最后，只要西方声称人权是它创造的，新兴国家就都不会乐意去支持它们，同时会把它用作一种反抗西方的手段，并以此来强调创造一个新的范式——即使这些国家的许多精英也常常是西方的产品。
与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视印度、巴西和南非并试图给它们施压，西方还不如承认它自己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立足点并不足以使这种策略取得成功，相反，它应该开辟 一个新的阵地来直面这三个国家并回应它们，例如不妨这样对梅农说：“是的，人民确实不能被强迫自由。”但是帮助叙利亚人摆脱压迫者也算是强迫吗？
克里斯托弗•贾弗雷罗是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