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问题不应恶化环境危机is

D经济危机期间，政治领导人经常为保障就业而力主暂停环境保护。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学院经济学家多铎. J. 唐巴比亚（Dodo J. Thampapillai）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经济的发展最终要依靠一个健康的环境以及对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当前的金融危机提供了一次契机，各国政府可借此机会对经济活动进行重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衡量经济表现的常规标准根本无法检测出环境危害，尽管有研究者已经指出，全球对矿物能源的日益依赖和导致千万人丧生的极端事件之间存在着关联。富有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依赖矿物能源，不具备可持续性。近期的全球经济金融救助计划不仅忽视了环境问题的解决，而且对矿物能源的依赖变本加厉，使环境危机更加恶化。唐巴比亚提醒道，固守不可持续的旧传统无益于经济复苏，转而发展其他替代能源势在必行。——耶鲁全球

解决经济问题不应恶化环境危机is

金融复苏计划忽视环境保护，政府此举招致新祸潜伏
多铎. J. 唐巴比亚（Dodo J. Thampapillai）
Wednesday, October 19, 2011

 新加坡：2006年前后，金融危机的苗头最先在北半球出现，2008年演化为全球危机。紧随其后的救援对策行动迅速、程度强烈，甚至可以说是势不可挡。然而，将近三年过去了，经济复苏的迹象仍旧扑朔迷离。一些国家是否经济复苏了还不确定，其他国家的经济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前进起来步履维艰，有些国家甚至又卷入了另一场新的危机——债务危机。

所谓的“复苏”之所以令人质疑，原因在于，经济表现的衡量标准意识不到随经济而来的环境破坏。金融危机和环境问题有着共同的动因，许多动因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渐形成的。
 
除却金融危机，过去的十年见证了地震、海啸、洪水和野外大火等极端事件的频频发生。大量文献将这些极端事件与导致环境破坏和气候危机的因素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怀疑主义者对此种关联持否定态度。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人类持续依赖和扩大对矿物能源的使用，这是导致环境破坏和气候危机最主要的原因。
 
撇开这一关联，人类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相应的保障措施，由此引发的环境危机之严重性被纳入政策议程已经三十余年。尽管人们很早之前就提出要共同努力遵守安全措施，比如《京都议定书》的推出，但这些努力往往流于口号形式。无论是在金融危机的酝酿期还是在后来的救援努力中，已然困扰全球的环境危机很少有人问津。人类应重新审视救援计划，使之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这一要求来得虽然有点迟，但其必要性毫无疑问。
 
金融危机的幕后动因不仅阻碍人们为限制环境危机而进行的实际努力，还导致了环境危机的恶化。在这种背景下，救援计划就应该面向那些致力于减小环境威胁的经济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应当是建立新的能源基础设施，迅速替代对矿物能源的使用。然而，许多救援措施大力扶持汽车工业、扩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措施本身依赖于矿物燃料资源，甚至进一步扩大了对此类能源的利用。
 
由此，原本的救援措施变成了加剧危机的祸端。
 
正如很多评论家所承认的，本次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金融部门缺乏监管，显见的违规行为泛滥。在这些不规范行为中，最突出的可能就是金融部门内强索的高价酬劳，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和风险金融产品的供给，这些原因反过来维系了金融部门的高薪现状。高薪精英集团的出现传达了明确的需求价格信号，使进入市场的商品和服务耗能高且不利于环保。让我们来看看如下商品的制造：
 
空中客机A-380与波音787梦想飞机：大型飞机，无视提高能源效率的主张，对矿物能源的依赖变本加厉；
海洋绿洲号邮轮：以购物广场和能源消耗系统负名，其能耗可满足十万户家庭日用。
为满足中等收入家庭之需，越野车的生产突破历史记录。
 
这些产品的推广使用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深人类对矿物燃料的依赖性；然而决策者对这一观点充耳不闻。
 
姑且不谈这些不合常理的市场信号，人类对矿物能源的依赖问题亟需解决，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让我们来看一下人类对煤炭能源的依赖性，这一能源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元凶：世界银行近期关于能源消耗的数据分析显示，中国每年的燃煤新增发电量为500亿度，令人咂舌；美国的相应新增发电量为400亿度，印度为100亿度。如果任由当前的形势发展，单单这三个国家每年就会向大气排放3亿吨二氧化碳，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不堪重负。
 
矿物能源开采的负面影响远不止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一些研究指出，矿物能源开采和地震活动之间存在关联。此类观点可参见耶基斯（Yerkes）和卡斯特（Castle）1976年的文章（1976年）以及范·埃伊斯（Van Eijs）等人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也有争议观点认为，如果石油煤源的开采超过临界值，将增加地震的发生频率，有人声称，人类活动已经超过了这一阈值。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数据显示，1980年，全球里氏5级以上的地震为1405起；2010年，这一级别的地震发生了2136起；而在2011年的最初8个月中，统计数字就已经达到了1956起。
 
当然，导致地震的原因不只是矿物能源开采。但是，背后的理论根据不应被忽视。地下原油和煤炭的开采会引发减压现象（pressure reduction），减压现象进而能造成地震活动。然而，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已经导致了对原油和煤炭的大量累积性开采。不能轻易忽视能源开采与地震活动日益频繁之间关联的另一点原因在于，地震和海啸之间存在联系，这一联系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例如，金森（Kanamori）和菊池（Kikuchi）对1992年的尼加拉瓜地震和紧随其后发生的海啸进行了分析。澳大利亚地学科学家戴尔·多米内-豪斯（Dale Dominey-Howes）在2006年提出，澳大利亚的海啸有60%以上是由地震事件引起的；这表明，地震源也是最大的海啸源与威胁。
 
救助计划非但没有修复经济问题，反而使经济发展回复到了危机前的非健康状态。
 
有关救援计划的争论与生态学家克里斯·菲尔德（Chris Field，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员，斯坦福大学杰出科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低估了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
 
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解释认为，早在20世纪40年代，温室气体排放量伴随工业革命增长，人们对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也随之升温。尽管存在争议，2007年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中的实物证据着实令人震惊。
 
自前工业革命时期开始，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增长了两倍之多，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成几何级数增长。即便是减少了排放量，污染物的持续增长仍具有有害影响，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沿海资产减少、热带风暴和野外大火强度增加以及淡水资源供应减少等问题的出现。
 
经济危机提供了一次契机，各国可借此重新建构经济，使其有利于实现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
 
为避免市场投机和囤积居奇可能引发的未来经济灾难，我们应当把精力主要放在如下产业上：
 
开发可再生、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新技术，以替代对矿物能源的进一步开采；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而非一味发展汽车制造业和道路建设；
 
支持技术创新和循环生产系统的使用，对废弃物和排放物进行再次利用，而不是将其排入排污系统。
 
纵观国际社会最近提出的各种的救援计划，其中一些包含了环境方案。但这些方案只占全部费用支出的一小部分，而且推行效果也是喜忧参半。美国对索林卓（Solyndra）能源设备公司5亿余美元联邦贷款的调查给怀疑主义者提供了论辩的依据——奥巴马曾访问索林卓生产车间，并对其刺激资金和就业情况大加赞赏。然而就在他到访还不足15个月的时候，这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公司宣布破产。但与此同时，也有其他一些国家在发展太阳能、风能和其他替代能源方面有所成就。
 
如果矿物能源使用和极端事件之间的关联属实，那么，稳步发展替代能源的策略就需要调整，代之以能源利用的革命性急剧变革。这一急剧变革即使不具备必然性，在意义上也是至关重要的。
 
可悲的是，很多救援努力似乎都是围绕如何避免这一变革而展开的。



REFERENCES

Ashton, W., Chertow, Marian., and Shenoy, M., 2009. “Industrial Ecology – Developing Systemic Sol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Indian Industry,” Sustainability Tomorrow, Volume 4, Issue 4: 48-55.

Arrow, K. J., 2007. "Global Climate Change: A Challenge to Policy," The Economists' Voice: Vol. 4: Iss. 3, Article 2.

Berger, D., 2009. "Climate Change Worst-Case Scenarios: Not Worst Enough," The Science Magazine News Blog, February 14. Available:

http://climatechangepsychology.blogspot.com/2009/02/chris-field-2009-aaas-meeting-what-is.html

Dominey-Howes, D., 2007. “G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cords of Australian tsunami,” Marine Geology, 239, 99-123.

Kanamori, H. and Kikuchi, M., 1993. “The 1992 Nicaragua earthquake: A slow tsunami earthquake associated with subducted sediments,” Nature, 361, 714–716.

Stern, N., 2007.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http://www.hm-treasury.gov.uk/Independent_Reviews/stern_review_economics_climate_change/sternreview_index.cfm.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ervice: http://earthquake.usgs.gov/earthquakes/eqarchives/epic/epic_global.php

Van Eijs, R.M.H.E; Mulders, F.M.M.; Nepveu, M.; Kenter, C.J.; and Scheffers, B.C., 2006. “Correlation Between Hydrocarbon Reservoir Properties and Induced Seismicity in the Netherlands,” Engineering Geology: Vol. 84, Issues 3-4: 99-111.

Yerkes, Robert F., and Castle, Robert O., 1976. “Seismicity and Faulting Attributable to Fluid Extraction,” Engineering Geology: Vol. 10, Issues 2-4: 151-167.

 

 

多铎. J. 唐巴比亚，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学院经济学家，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环境经济学讲座教授。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