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但又毫无疑问，贸易活动正在减少全球贫困

华盛顿：马里兰州洛克维尔（Rockville）的亚洲市场，靠墙的货板上堆着6英尺 高、每袋25公斤重的吴哥大米——这是一种优质香米，包装袋上敲着蓝色印章，图案是吴哥窟标志性的五塔剪影。这是今年春季收获的大米，也是柬埔寨自20世 纪60年代以来首批销往美国的大米。两公里以外的银泉镇（Silver Spring），在家得宝超市（Home Depot）的园艺专柜可以买到小包的尼日尔草籽，这种高端鸟食尤其为雀类和其他鸣禽钟爱。尼日尔草籽产于埃塞尔比亚高原，是当地几千年来的主要作物，如 今收成也卖到了美国爱鸟者手中。

 

很少有人关注此类日常交易故事。但是，在新千年真正的大发展中，这些简装大米和鸟食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这类出口产品作为物证，目睹了过去十年里的一项显著发展趋势：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正在复苏，贫困现象极大改善，虽然这一改善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埃塞尔比亚和柬埔寨是“萧条俱乐部”的创始成员，即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名单成员，或者简称为LDC国家。这一名单首次发布于1971年，至今共含49个LDC国家：其中包括7个亚洲国家、34个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国家、6个太平洋岛国，此外还包括海地和也门。

 

想要“入围”这一名单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经济收入少。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平均起来 不超过905美元。按实际价值来计算，这意味着一个农民、酒店女佣或小商贩以每天15美元的收入来供养一个五口之家。第二，国民多病且多数为文盲。最不发 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为59岁，比世界平均水平短少12年。2000年，小学毕业率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第三，政府通常一盘散沙，无法在危机时有所作为， 这些国家通常很容易受到经济动荡和自然灾害的侵袭。

 

最不发达国家很少引起世界关注，除非是遭遇了轰动全球的危机。也只有在那个时候，20国 集团领导人才会召开会议、安排会议议程，品格高尚的摇滚歌星和名人也才会举办慈善义演——1971年，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为援助孟加拉国举行慈善演唱会；1985年，“现场援助”演唱会（Live Aid）呼吁为埃塞俄比亚募捐；今天，博诺（Bono）和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也跻身这一慈善事业。很少有专家奢望这些举动能带来持续性改善。事实上，有关LDC国家面临的困境，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2007年出了一本名不虚传的著作——《最底层的十亿人》（The Bottom Billion），该书就以一种典型的悲观主义论调结尾：

 

十亿人深陷困境……战争、自然资源、身处内陆以及治理不善使这些国家40年来停滞不前，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来相信下一个20年会有所起色。

 

科利尔的判断是有历史依据的。自联合国第一版“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公布以来，过去的40 年间只有3个国家跳出了这一名单。而且它们也都是特例：马尔代夫和佛得角（Cape Verde）两个小岛国家凭借的是高端海滨旅游业的发展，博茨瓦纳（Botswana）则依靠对大型钻石矿藏收入的悉心经营。

 

科利尔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说明，名单上的其他国家几十年来处境异常艰难。中国、收 入中等的东盟国家和拉丁美洲抓住了发达国家的农业和轻工业市场，摆脱了极端贫困。非洲的能源和金属矿藏更容易滋生的是腐败和贫穷，而不是去改善人们的生活 水平。移民则可能导致人才与财富流失。援助项目经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地理因素也跟这些国家作对。

 

但是，这种悲观主义的论调可能是错误的。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维度上，如国民健康、贫困人数、政府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最不发达国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都比世纪初有所改观。

 

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过去十年中，尽管伴随着人口增长，最不发达国家的 GDP增长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3.1%一跃增至5.4%。今年的数据很典型，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准，萨赫勒（Sahel）、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东南亚、孟加拉和东帝汶增势尤为强劲。

 

增长率的持续提高带来了更大的实时经济产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9年LDC国家的 工业产值为200亿美元，2009年增至440亿美元；与之伴随，农业产值增长了一倍。以柬埔寨农民为例：2000年，柬埔寨农民产出200万吨大米；如 今产量达到了800万吨，足以将50万吨大米投放国际市场，他们期望2015年的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吨。

 

产值增长，生活也随之改善。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低收入国家的 营养失调率下降了20%，小学教育的完成率由44%上升至63%。许多传播性疾病（如麻风病、破伤风、疟疾、霍乱）的发病率直线下降；贫困国家中，抗逆转 录病毒药物的服务人群由2000年的5万人增加到320万人。2000年至2009年， 49个最不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了7岁，其中，低收入亚洲国家平均寿命延长8岁，西非和萨赫尔延长了7岁，海地人口的平均寿命延长了8岁。

 

这一穷国名单可能很快就会缩水。去年五月，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关于“最不发达国家名单”的最新会议，认为22国有望在2020年之前淡出这一名单。

 

任何单一的理由似乎都不足以解释这一趋势的发生。

 

在这些最不发达国家中，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政治经济改革伴随“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的过气大打折扣，但似乎又正获得缓慢而实际的成效。穷国政府鼓励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募捐者合作改善港口和城乡公路建设，在公共卫 生和基础教育事业上也投入了更多精力。

 

发达国家在政策上也表现得更加友好。克林顿、布什、布莱尔、萨科奇等强国领袖关注最贫困 国家的发展，受乐施会（Oxfam）、DATA（全称Debt, Aid, Trade, Africa）等人道主义组织和“Live 8”慈善演唱会等活动的影响，扩展了对贫困国家的援助项目，修改贸易政策，使其更有利于贫困国家的贸易活动。2000年，富国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资金为 120亿美元，2009年，这一数字飙升为380亿美元；私人慈善机构（如盖茨基金会）的捐助增幅更大。以美国为例，布什政府不仅提高了对外援助金额，还 增设了两个颇有想象力的新项目——“千年挑战集团”（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该项目为实干的改革家提供额外经济援助；此外还有“艾滋救援总统应急基金”（President’s Emergency Fund for AIDS Relief），即大家所知的PEPFAR。

 

虽然贸易改革参差不齐， LDC国家2000年之前在制造业出口中遭遇的关税负担还是得到了大幅减轻。典型的改革措施包括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和《海地机会伙伴促进法案》（Haitian HOPE，全称Haitian Hemispheric Opportunity through Partnership Encouragement Act），欧洲的《“除武器之外的所有商品”贸易优惠协议》（Everything but Arms），以及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实施的类似免税方案。

 

中国和印度（印度的表现相对弱一些）不但没有将穷国赶出世界市场，反而成为了这些国家产品的大买家。两国对能源、金属、橡胶和其他商品的需求改善了穷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今年，中国与美国旗鼓相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总的来说，最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环境得到了改善。世界体系开始变得温和了些。穷国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实现了一系列进步：儿童婴儿期生存率提高，更多青少年可以完成学校教育，更多成年人收入状况良好，同时，有更多的家庭希望过上稳定、体面、安全的生活。

 

本文开篇提到的物证或许看似平淡、乏味，但是，出现在马里兰郊区市场上的这些大米和鸟食 意味着很多——经济改革的实施、柬埔寨农村和埃塞尔比亚高原路况的改善和新码头的建立，最终，它们讲述了一个正发生在49个国家、10亿人口身上的故事， 令人震惊又欢欣鼓舞：在那些最穷困的国家和最不幸的地区，生活正在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