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拒绝承认不平衡，可能面临混乱——下篇
富裕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威胁着全球经济，其中不少国家必须不断在苛刻的全球市场上借款度日。在法国召开的G20峰会上，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云集，却没能拿出一套对策来减缓开支、保障债券持有人、并提振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本文作者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在这组耶鲁全球评论的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中解释说，G20的无能为力，将在对外事务和国内政策方面给借入国和放贷国酿成种种后果。他写道：“人们痛心地发现，全球根本无人领导，领导人们以华丽的辞藻为掩饰，可信度就跟露天市场上的揽客者一样”。全球的领导人们数月前就已经知道，希腊扛不住自己的累累负债，多数领导人却还继续采取一些难以为继的政策，这些政策现已促使失衡的情况扩散开来。随着全球领导人的鸵鸟举动摧毁了人们对全球化改善生活潜力的信心，金融市场从混乱中坐收渔利。——耶鲁全球
G20拒绝承认不平衡，可能面临混乱——下篇
G20无计可施，这加剧了金融灾难，并给全球化的每个面向都带来后果
Wednesday, November 9, 2011
北京：戛纳峰会的失利，表明G20和欧元区无法解决它们的问题，这凸显出全球化的另一面。本世纪头十年，全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和金融流动曾经似乎势不可挡地增长，现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日益抬升的收缩风险。正因为（特别是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球交往繁荣发展的方式，以及政府领导人眼下在应对逆境方面力不从心，该风险更是雪上加霜。
受挫的戛纳峰会，乃是一连串未能尽职尽责不辱使命的峰会中最新的一次。但它的时机和失败原因则使其具有一种特殊的共振效应，很可能波及全球关系和国内政治，以及从北京方面经由华盛顿方面再到柏林方面的政策制定。
这次经济和金融危机固然足够严重，但其背后有着更深的问题，那便是对政治领导层的信心。假如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胡锦涛和欧洲领导人连开始携手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衰退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还能指望哪个国家来拯救这个世界呢？假如从希腊接受第一笔紧急援助以来18个月过去了，欧元区竟然仍在应付危机方面挣扎辗转，那么我们对共同货币体制及其管理者的能力还能抱有什么信心呢？
人们痛心地发现，全球根本无人领导，领导人们以华丽的辞藻为掩饰，可信度就跟露天市场上的揽客者一样。奥巴马政府奉行保持距离的姿态，拒绝计划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这最清楚地表明，华盛顿方面现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扮演它自1945年以来一直担当的国际角色。欧元区领导人丢人现眼，公然讨价还价。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和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可靠而持久的”解决方案，以应对这场肇始于希腊的危机，可还不到一周的时间事态就恶化了，不光有希腊一起一落的公投哑剧，意大利也更趋深陷泥沼难以自拔，这致使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拟在预算改革获准后递交辞呈。
倘若随着风险溢价扶摇直上，以及同业银行放贷与国际商贸所必不可少的贸易融资一道冻结，市场从这种混乱和无所适从中渔利，谁又会对此感到惊讶呢？谁会没注意到，旨在推动世界达到自由贸易新高度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寿终正寝了？谁会没注意到，中国始终坚持把国内增长置于最优先地位的路数？就弹性汇率引发的一大显著积极效果而言，中国自2010年6月为人民币采用一篮子弹性参考货币之后，中国的准备金持续增长——而且北京方面指出，弹性意味着货币既可下挫亦可上扬。
各国政府现在不是想方设法促进全球增长、减少失衡并徐徐灌输信心，而是在对未来夸夸其谈，并厉行节约。这两者并不是好搭配。与欧洲居民息息相关的事实是，欧洲各国作为一个集团很可能不会有任何增长，并且欧洲央行新任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也在谈论柔和衰退，相形之下，欧洲领导人的信心表达听起来华而不实。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周末宣布，他的政府将推行65年来“最严苛的”政策。目前为止，“节约”对于负债2万亿的欧洲人而言，多半仅是句空话；由于它殃及来年，觉醒的意愿将会非常严厉，雅典街头的群众抗议反应就是可能的先兆。
此事态有着更为广泛但未被承认的弦外之音，那便是对开放世界的威胁，而世界的开放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囊括了大众文化、旅行、体育、通讯以及从食品到时尚的大部分其它生活领域。批评者们把过去十年间蓬勃兴起的这个开放过程视为美国引领之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认为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不过，从北京方到巴塞罗纳，获益却是切实可见的。这里撇开富裕世界中明显的受益者不谈。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间隔中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贸易盈利使得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Lula da Silva）的政府能够施行引人瞩目的社会规划。印度如今的GDP已是其2000年时的3倍有余。
上千万中国人在深圳装配iPhone，并养活了数以千计的巴西铁矿石和大豆供应者，万一缺少政治家本该提供的润滑油，它就可能卡住失灵：这一切环环相扣，是个看起来不可避免的过程。危险在于，各国政府一旦面临比较困窘的时刻和比较艰难的抉择，就收回心思、着眼于国内事务，这对于G20制定全球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的抱负而言，简直是种嘲讽。2012年美国和法国要进行大选，明年秋天中国要进行领导层的大规模换届，然后2013年德国要进行联邦选举，可以说，驱使政治家去关心国内事务的诱惑是很强的。
现任者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某些国家中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况，可能会加剧这一点。在欧洲，极右翼政党一帆风顺。在法国，呼吁退出欧元体系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预计要获得超过15%的投票支持率，而上个月，主要想挑选萨科齐挑战者的社会党（Social Party）给了反全球化的候选人阿尔诺·蒙泰勃赫（Arnaud Montebourg）17%的投票支持率。当北京方面对中国南海提出深远的主权要求并建造远洋海军时，中国的博客反映出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年前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倒闭，因为许多人都以为靠借债坐享其成的好事将会滚滚不绝，由此造成的冲击尤其剧烈。与之相似的是，当前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的世界已成为21世纪的模式本身。当衰落的压力从发达世界扩散开来，全球化世界的齿轮极容易戛然而止。比方说，假如欧洲陷于萧条，中国的增长率就有降到7%的风险，而7%是维持中国所依赖的那种扩展所必需的关键水平。
这不仅是冰冷的经济和金融现实，也是个政治和心理问题。目前为止，世界各国领导人都没能临机处宜。由于现在民众对政治家并不抱什么迷信幻想，所以很容易就会觉得法国蔚蓝海岸（French Riviera）上的G20峰会失利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罢了，不至于大惊小怪。但世界面临着一组更加棘手的新挑战，正如雷曼兄弟公司垮台时发生的情况那样，世界可能遭受比它所意识到的更大范围的冲击。
乔纳森·芬比撰写了《企鹅版现代中国史》（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他将于2012年4月发表一份当代中国研究，《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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