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工人，欢迎，但成为永久居民就不必了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对劳动力新源泉的需求，尤其对于那些本地居民不再愿意从事的工作更是如此。因此像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富裕地区就会转向孟加拉国、菲律宾和其他邻近国家来寻找临时移民，让他们从事家政、餐饮或建筑等不需要技能或者低技能的工作。随着临时移民不断增加，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在日益增多。在香港的菲律宾女佣寻求成为永久居民，这是其他移民可以享受的一项特权，这凸显了亚太地区各国不均衡的政策里的种种问题。随着劳务输入国对低成本劳工的依赖逐渐加深，劳务输出国开始对其居民采用新的保护政策并发出警示。导致家庭成员两地分居和鼓励靠劳务汇款为生的那些移民政策使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专栏记者菲利普•鲍林（Philip Bowring）认为，对移民的危言耸听和缺乏一致性的政策均非解决之道。而政策一致，尊重人权，则有可能增强经济实力并保障区域稳定。——耶鲁全球
外国工人，欢迎，但成为永久居民就不必了
依赖移民工人的亚洲国家必须实施尊重人权的公平政策
Friday, November 11, 2011
香港：东亚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大量临时工人从穷国流入富国。各国对待这些移民的政策各不相同。近日香港的一场争议凸显出当前的这种不一致——在港的少数外籍家政服务人员要求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来自菲律宾的这些工人声称，香港法律不承认他们有权在居住满7年后申请永久居民，而其他移民通常享有该项权利，这有违香港称之为“基本法”的小宪法。他们的申诉现已提交法庭，这使得受政府鼓励的一种危言论调甚嚣尘上，人们说，这一地区将要涌入高达10万或更多的非华人永久居民。不论香港这一司法案例如何判决，持工作签证的工人要求成为永久居民都将对整个亚太区域产生影响。
在亚洲，临时移民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广为人知：对劳动力输出国而言，出国的移民减轻了失业压力，并且源源不断地创造可支撑国内消费的外汇汇款收入。对劳动力输入国而言，这些政策带来了低薪工人，他们从事本地人不愿做的工作，使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妻子能够外出工作，他们降低了制造成本，帮助各产业保持国际竞争力——而获得所有这些收益都不会增加劳务输入国的教育和医疗负担。临时移民的负面影响则包括劳务输出国家庭分居，并助长了汇款接收人的依赖习气。
对劳务输入国地而言，也存在经济上和伦理上的负面影响。以香港为例，香港约有25万此类临时工人，他们多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占到香港劳动人口的7%。在建筑业、制造业以及家政业方面，新加坡对这一群体的依赖更为严重。持工作许可证的人大多只拥有低级技能，他们占劳动人口的29%。仅女佣的数量就高达20万人，每五户中就有一个。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劳务输出国，其次是菲律宾和斯里兰卡。
在新加坡工作的女佣不能享有《就业法》赋予的各种保护政策，她们没有法定休息日，没有最长工作时间限制、最低工资或者退工通知，也没有权利接受法律援助。一些雇主使用闭路摄像机对女佣进行监视。尽管政府对曝光的暴力虐待案进行严厉制裁，但官方怀疑许多案件并未曝光。去年，有2530位印尼女佣逃离雇主，并寻求大使馆庇护。一名政府部长建议给予女佣一天的法定休息日，被媒体群起而攻之。女佣的平均年收入约3500美元——至少根据政府提起的一起诉讼而言是这么多，在该案中，政府反对女佣中介机构实行固定工资。新加坡的人均GDP为43000美元。
大规模的临时移民劳工现象不只存在于亚洲高度发达富裕的城市国家。马来西亚约有190万合法临时移民，以及大约100万或更多的“未注册工人”，即非法劳工的委婉说法。在马来西亚，孟加拉人、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是从事种植业、建筑工地、餐饮和家政工人的主要来源。针对特别弱势的未注册工人的虐待案件层出不穷。在脏活和危险工种方面，泰国对缅甸人和柬埔寨人的依赖程度很高。到2009年，该国有129万注册工人，但实际的总数可能翻倍。在注册工人中，12.9万为家政服务人员。在曼谷的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移民已经取代了泰国人承担家政服务。台湾和日本对短期外国劳工的依赖要轻得多；台湾从菲律宾雇佣了约9万人，主要从事家政服务业，但在日本的35万菲律宾人主要从事娱乐产业。
新加坡针对非临时移民的政策最接近一致，其政策主要关注那些申请成为永久居民的熟练或半熟练技术工人。尽管历史上曾经使用工资上涨和强通货来提高生产率，这个城市国家对临时工人的依赖日益加深。在为短期出国移民工人提供保护，以及阻止工人外出到某些国家方面，菲律宾政府最为努力。但是许多劳务输入国并不情愿对劳工虐待案件提起诉讼。
长期以来，香港的永久移民主要来自大陆，每年约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无技能。香港的移民事务由大陆管理，香港自身的管理仅限于向外国人颁发工作许可和永久居住权，以及向家政服务人员每两年换发一次劳务合同。马来西亚和泰国制定了针对临时移民的政策，但执行效率很差，以致合法或非法工人广受虐待。一些临时移民，主要是马来西亚半岛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马来西亚东部的菲律宾穆斯林，经过一段时期之后成为永久居民。
这种外国劳工涌入的影响不再是小事一桩。廉价和可压榨的工人大多数都没有家人，大量遍布各处的这些工人提高了永久居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准许临时工人的进入却压低了技能不高的本地工人收入。如今，移民香港的劳工从事家政工作，而本地人只好去扫大街或失业。廉价家政服务也使那些负担得起的家庭提高了生活水平。因此，允许临时劳工的政策拉大了收入差距，甚至连各国政府也承认这是个社会问题。在发达世界里，香港的收入分配问题最为严重，新加坡的状况也好不到多少，而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收入不平等已经严重到拉美国家的水平。从香港和新加坡的情况来看，雇佣住家女佣对提高良好教育阶层的低生育率收效甚微。
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低成本、可压榨的外国劳动力阻碍了对生产力的投资，导致国家陷入了低增长率的“中等收入陷阱”。至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和其他劳务输出国，如果它们为邻国提供廉价劳工，由此却阻碍了自身出口产业和区域贸易的发展，输出劳工就并不能带来收益。
缺乏权利保障的廉价临时工人可能对劳务输入国的社会伦理滋生不良影响。甚至在歧视问题上记录糟糕的香港，也未能积极推行最低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的法案。在法律诉讼方面，家政服务人员相对幸运，但也仍然面临反移民抨击。在新加坡，家政人员的假日或行动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雇主的仁慈。在马来西亚，虐待女佣的可怕故事时有报道，而且毋庸置疑还有更多案件并未曝光。
东亚的人口状况改变表明劳动力的流动将会继续发展。因此对临时和永久移民，各国应实行不带种族歧视的一致的移民政策，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反映了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和吸纳外来者的能力。政策要立足事实，认可临时劳工的人，经过公开讨论，这样的政策才可行，并被公众接纳。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够为所有居民提供平等法律权利，保护所有居民免于虐待，或屈从于野蛮的反移民危言，它们损害的是自己的社会纽带和对法律的尊重。这对于稳定不会有好处，而稳定是该地区瞩目发展的保障。
菲利普•鲍林是一位驻港专栏作者，《远东经济评论》前任编辑。
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